国外学者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格外重视,在各种学术争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责难和辩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沿袭着生产力概念的古典经济学用法。经过《神圣家族》、《评李斯特》等文本,马克思变革了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恩格斯手写稿上的批注表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哲学内涵,而且把生产力理解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概念辩证法的经济学证伪——重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次批判

马克思的思想革命是在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中生发的,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札记正是这种双重批判的高度融合。不满国民经济学对资本社会经济现实的非批判性认同和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长矛无的放矢地挥舞,以及对费尔巴哈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由青睐到疑虑,继而生发出寻觅新的科学批判的方法论,乃是此一文本创作的语境本态与意向性期待。凭借异化或外化的抽象神秘性、人的类本质的劳动规定性和概念辩证法的潜在革命性三大质点所展开的有关黑氏概念辩证法的理性拷问,经由经济学战斗洗礼后的马克思最终探寻到了一条新的科学道口。     

小额信贷保险发展研究

发展小额信贷保险是突破小额信贷发展瓶颈的重要措施。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小额信贷保险发展的基础,从现实出发分析了小额信贷保险的发展动力,并提出为保障其长远、稳定发展应采取的对策。     

欧共体竞争法产生的法律历史社会学分析

通过法律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可知,欧共体竞争法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产物。经济问题突出、早期立法尝试、秩序自由主义的兴起虽是其产生的内因,但二战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欧洲联合的迫切需要却是促成其适时产生的关键外因。欧共体竞争法的制定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立法,特殊的社会环境也迫使有着行为规制主义基础的欧洲最后选择了结构规制主义的竞争规则。     

我的哲学人生

我的哲学人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两次大转折。第一个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28岁,这28年的时间基本上算得是我求学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最值得讲述的是1941—1946年在西南联大念书的那一段。一年级我念的是经济系。     

监管博弈与监管制度有效性——产品质量监管的法经济学视角

近年来,中国食品、药品等消费品的产品质量问题,引起公众、政府甚至国外媒体与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也暴露出中国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的某些缺陷.政府如何通过监管制度创新,对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监管是保护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需要,是提升中国制造信誉不可或缺手段,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产品质量监管制度合理与否,关键在于对参与人是否实施了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有效的约束和激励能够引导参与人遵守规则,而无效的约束和激励则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论微观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微观经济法和民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而选取产生基础、调整对象、互动交融为切入点,能够充分揭示问题的实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逻辑框架——基于三大关键词的元问题思考

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根本思路在于从本体论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三大关键词的实质内涵：它们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事务上,同时要确立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行为机理。事实上,经济学说和理论逻辑只有嵌入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才可以经得起现实和理论这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才可以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大层次进行推进和成熟。同时,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人们的行为机理以及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才可以寻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补共进的内在机制,进而才可以实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由此才可以构建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正因如此,这三大关键词根本上也就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只有通透理解这些元问题才能构建出普遍性的学说体系而不为各种社会具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