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讲义的编写原则和思路

以分析现有的小说史著作和小说史教材的难苻教学之需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小说史》讲义的编写要点，即：以追求尽可能客观的小说发展原生相和教学效果上的简明适用为主旨的编写原则；完整而突出重点的结构体系、混杂多元的叙述内容、以文化现象和作品现象为主要叙述对象，这构成了编写思路。     

“成功求职策略”讲义提纲

对主持人的要求是:(一男一女)具有丰富的知识面和职业指导经验,了解政策和职业现状,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亲和能力、幽默感及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归纳能力。主持人应能恰当运用形体语言,具有能够抑制个别人的过激言行及场面控制能力。 对指导对象的要求是:身体健康、有求职要求和合理的就业年龄。 指导目标是:培养充分的自信心;形成锲而不舍的意志;充分地展示技能。     

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综述

北宋皇帝崇尚文治,重视教育,对教育的发展具有主导性。学术界非常重视对北宋皇帝重教的行为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北宋皇帝重教研究的内容从经筵教育、学校教育、宗室教育、帝王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了解北宋皇帝重教行为奠定了基础,但仍然存在薄弱之处,为此本综述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今后相关研究应努力的方向。     

一本别具特色的明清文学史讲义——评郭英德先生《明清文学史讲演录》

学术著作的产生一般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书斋中的独自研究,所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另一种则是书斋中的研究加课堂上的实练,一般将此种目为讲义,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实际上,现代大部分学者多在大学或科研院所工作,所以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经过课堂的宣讲、演练和修改,都闪耀着后者的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严复的建国构想述论

本世纪最初２０ 年间， 严复曾经就如何建立一个既顺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华民族特性的现代国家进行过探讨， 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译著和论文。长期以来， 严复此方面的思想成果不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正确理解， 反而因此而被批评为反动、落后、保守， 被当作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先进到落后、由学习西方转向回归传统的典型。本文对严复的建国构想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初步疏理，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理解严复晚年思想应本着同情的原则， 从严复的基本思维模式出发， 以其建国构想作为中心和出发点，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严复在具体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和主张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