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所开课程及其教学特色

本文围绕汤用彤先生教学南北的经历 ,根据现存讲稿来探讨他作为杰出教育家的卓越贡献。他授课领域横跨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 ,所开课程现已知近四十门 ;其教学特色是注重启发式教学和善用比较法 ,并与研究相辅相成 ,为今人教学研究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在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 ,对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影响深远。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辨误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宝箴集》第三册收录有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一文。文中关于天津教案始末的论述,存在时间记述上的讹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陈宝箴年谱简编》正是以此文为据,得出陈宝箴于同治八年正月因天津教案在保定面谒曾国藩的结论。通过细梳天津教案发生的时间及陈宝箴、曾国藩、方宗诚三人从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的行程与交集,可以得出结论,即陈宝箴从方宗诚处得知天津教案内幕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方宗诚抵京后,闰十月离京赴天津前,并非陈宝箴“北行入都”之时。     

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徐中舒与暨南大学———由其佚著《尚书讲义》的新发现说起

暨南大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家徐中舒先生早年任教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为其学术生涯的起点;徐先生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是校长郑洪年最为倚重的人物之一,在校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论文根据近年新发现徐先生佚著《尚书讲义》,以及相关校史资料,对徐先生与暨南大学校史的重要关系进行考察。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白虎会议”与《诗经》讲义中朝古代《诗经》研究之比较

中国汉代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封建统治,由皇帝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白虎会议",以讨论经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在讨论中,<诗经>的有关问题就成为主要内容.公元18世纪朝鲜李朝正祖时期,由正祖亲自主持进行了有关中国古代经学的"讲义",而<诗经>也就是主要内容.中朝古代<诗经>的研究存在可比性,其相同性反映了两国封建文化的相同之处,其相异之点,来源于两国文化的不同,也反映出古代朝鲜力图在文化上学习、借鉴和创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