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和RMP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体制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个体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SCP)范式和"相对市场势力"(Relative Market Power,RMP)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势力越强,反而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在相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市场集中度提高或市场势力增强会给中国前五大银行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国外城市机场噪声治理的多元路径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发展速度的持续提升,各级各类城市机场的建设步伐也不断加快,时至今日,机场已经成为了许多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和新的城市商业中心。但以噪声污染为重要表征的负外部性输出,在中国城市机场也呈现出蔓延之势。文章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发现,国外对城市机场噪声的治理一般通过机场规划、降噪技术、噪声征税、制度规制、强化绿化等多种路径展开。了解国外治理城市机场噪声的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寻求中国城市机场噪声治理的未来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现代汉语“VP之前”构式分析

"VP之前"是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意即"在VP这个动作之前",是一种时间表达格式,由动词成分"VP"和时间标记"之前"构成。本文首先从构成成分的选择与限制条件对结构做了初步的分析。"VP之前"结构有两种形式,肯定形式"VP之前"与否定形式"没VP之前"。按常理说,两个相反的形式理应表达相反的意思,但实际交际却复杂得多,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别,本文在第二部分做了详细探讨。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荆门罗坡岗墓地年代与族氏结构辨析

在年代辨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荆门罗坡岗墓地分区及其族氏结构,调整了荆门罗坡岗墓地的年代,建立了4期7段的年代序列.在此基础上,对墓地分区作了细致分析,对各区特征及其历时性演变进行了探讨.发现各区葬俗统一性不同,其内部族氏构成不能一概而论,并结合其他墓地的材料,认为楚国墓地的族氏构成应存在族氏复杂与族氏单纯的情况.     

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

本文选取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作为案例,建立一个解释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的分析框架。"氏族""部落""部落群"等概念是具有不同外延的族群指称,在分析部落地区安全时首先应界定地区冲突主体为何者。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因素是部落地区暴力行为主体发起冲突的主要驱动力,但需要在部落社群结构视角下进行考察。当社群外的异质力量试图进入部落体系时,会刺激社群结构产生变化,促发地区冲突呈现新样态。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发生或被卷入的重大冲突事件证明了上述因果逻辑。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将进一步说明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的影响与启示。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