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哲学家

要哲学家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成为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不现实的.治理国家不能不掌握时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只有建立起一种好的制度,保证政治家与哲学家结盟,才能实现国家的理性治理,使社会得到最佳的整和,最快的发展.     

结盟外交与国际安全竞争中的“三层博弈”模式

普特南的两层博弈模式丰富了外交谈判理论,但是在结盟外交领域缺乏普遍解释力。本文提出了三层博弈模式,认为结盟国家不仅是在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展开博弈,而且还在特殊的联盟框架内与盟友展开博弈,这种博弈主要依靠高层互访、口头承诺、安全合作协定和相互援助等手段加以实现。根据性质不同,联盟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与竞争性博弈两大类。因此,当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时,双层博弈模式较具有解释力;当国家奉行结盟政策时,三层博弈模式更具有解释力。     

1909-1910年英国对待中国东北铁路问题的态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对付德国在欧洲不断上升的威胁,英国开始实行结盟外交。在对中国东北铁路的争夺中,英国站在其盟友日、俄一方,不支持美国和中国提出的锦州-瑷珲铁路计划和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并最终对日俄在东北的进一步团结表示同情。英国安抚日、俄的外交最终实现了她的初衷,巩固了与他们的友谊。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越飞在华的三重外交实践与苏孙结盟原因新论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接替派克斯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越飞早在来华之前就知道,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中国政府相悖。于是,越飞来华后就采取一方面和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另找机缘的方法,同时派专使携函同吴佩孚和孙中山分头联系,以求尽快建立中苏友好同盟。这就是越飞的三重外交实践。越飞在同北京政府的继续谈判中遇到难度。在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交往中,了解到双方都极力反对北京政府,并准备取而代之,并都有中俄联盟意向。于是,他就积极操持孙、吴联合,希望他们能够组建孙吴联合政府,以取代受列强操纵的北京政府。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只有您和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政府,才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对孙中山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无意与对方联手,这令越飞深感失望。为尽快建立中俄联盟,越飞经过对孙、吴政治态度及军事实力的甄别,决定联孙舍吴。1923年1月18日至19日,越飞亲赴上海同孙中山就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和孙     

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从“老碗”和“海碗”说起

方言是表现民俗文化特征的最重要手段。本文以＂老碗＂和＂海碗＂为例,说明民俗和方言有很密切的关系,民俗学和方言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民俗学与方言学来说,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研究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都十分强调田野的调查研究;民俗学和方言学的研究,都共同面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往往是十分的一致;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民俗学和方言学也有明显重叠的部分。     

“挠痒痒”伤了谁?

近年来官场流行"挠痒痒"。所谓"挠痒痒",是群众对官员执法绵软无力的戏称。不论案情大小、危害轻重,概以"挠痒痒"侍候。试观之:一些地方高官,明知故犯,破坏政策,本应从严惩处,不料却被轻"挠"几下放过;有些单位,仰仗背景深厚,公然践踏法律,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本应依法查办,以儆效尤,竟也被一"挠"了之;有的外国企业与国内垄断企业结盟,态度傲慢,有恃无恐,惹了祸不思补救,本应"与国际接轨",依国际惯例重罚,却遇多方庇护,许个空诺,便金蝉脱壳,成为中外笑柄……     

日本结盟偏好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变量。即物主义、"甘え"心理、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即物主义重视现实、实用和实证,它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同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而它恰好与日本现实的机会主义相吻合,与此同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的传统使有着丰富国内派阀政治经验和长期对外结盟经验的日本进一步强化了结盟意识;"甘え"就是想依存他人,寻求一体感这样一种欲望和打算,它加剧了日本人的结盟偏好;集团主义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中更容易选择结盟。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苏俄、共产国际的结盟策略与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策略,主要来自于列宁的早期结盟策略思想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同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东方战略".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在目标上的矛盾以及对中国情况的疏解,来华代表们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往复的试探和选择,最终其确定国民党作为其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