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最智慧——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论苏格拉底

斐奇诺不光强调苏格拉底的智慧,还重视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这一有限性只有上帝可以补足。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终身致力于治愈人的愚昧,真诚地承认自己无知,有助于虚心接受神的指引,从而巧妙地将其与基督教教义融合,斐奇诺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实践,认同他的爱和哲学的教育。他还将苏格拉底类比于耶稣,认为他是耶稣之前的基督徒,极大地改写了苏格拉底的形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苏格拉底,特别是斐奇诺笔下的苏格拉底,被当做耶稣式的哲学家,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英雄,也即最智慧的人。     

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

20世纪60、70年代,以贝拉斯科将军为首的秘鲁精英为实现秘鲁经济社会发展,摒弃政党议会制度采取职团主义组织方式,建立了"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以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并搭建起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渠道。然而,由于军方的支持含混不定、"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自身组织弊端、秘鲁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昙花一现,并未制度化。     

国民性批判与儒家传统之复兴——鲁迅思想在传统文化复兴时代的积极意义

如果在当今时代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鲁迅一定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这是因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在今天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因而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是,就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来说,弄明白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究竟触及到它的哪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思考又是非常欠缺的。从鲁迅方面看,他的批判所做的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去揭示中国道德主义思想传统规定下的政治生态和人性状况。由于他所揭示的东西与这个传统本身之间的那种本质性的内在关联,这种揭示所产生的实际批判力量就比那些直接针对传统本身的单纯批判要深刻得多;而着眼于鲁迅所揭示的东西来反思这个传统,则不仅会发现它的许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看到的深层问题,而且,也会让今天那些意图全面复活儒家传统的所谓新儒家们自身的思想处境变得荒谬与尴尬。     

论伍德罗·威尔逊的文学观

伍德罗·威尔逊秉承基督教长老派思想,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反思科学主义,他批判结构主义造成的新迷信,坚持传统的文本解读策略。威尔逊的文学经典三原则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体现出世纪之交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其文学观的时代意义在于用新古典主义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敢于依法办案的古代官员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干涉到各个领域，包括司法。当然，那时也有法律，但执行起来，却要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案子怎么判，要根据皇帝的意思，法律只是一种摆设。也因此，古代官员在判案时，大多都要“揣摩上意”，依皇帝的心思来判案。但也不尽然，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些官员，在执法时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不以皇帝的意志作为判罪标准，从而留名青史。     

战胜自己，等于战胜别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咸阳一家机关单位工作。每天就是清茶一杯，报纸一张，薪水当然只有几大毛，饿不死也绝对吃不饱。家又在西安，想办调动，亦非易事。你想想，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呆在这种工作没劲、又享受不到家庭温暖的环境里，把人不憋死才怪呢。     

解构的价值与解构主义美学思想

作为解构主义美学的核心观念．解构指向的是一种本体性的、生生不息的、蕴含着极大颠覆性与创造性的内驱力。解构产生于结构成为结构的那一刻，是对他者性召唤的肯定性应答，是对结构等级制秩序的颠覆。解构在解放他者的同时也解放了他者的对立面，它不知疲倦地从一种结构奔向另一种全新的结构，以致无穷。解构性事件就是这从一个结构转向另一个结构的关节点。解构特有的自由、民主精神使得解构主义美学成为一种批判的理论、一种肯定的理论，同时它还是一种辩证法。     

“活私开公”:东亚志愿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东亚在"立公灭私"和"立私灭公"的语境下,其社会的"志愿主义"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现有的少数志愿行动亦被压缩在"无私利他"范围内,难以展开。如何在"活私开公"的理念下,推动东亚志愿行动从精英转向普通人,努力从普通个体公民真实的生活中开出公共性,从小团体"共同性"中开出公共性,便成为东亚社会"新公共性"构建的关键。东亚应努力走出公私间的紧张与对立,在"活私开公"中奠定志愿主义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寻求东亚志愿行动发展的新路径。     

简谈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

人类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文化,文章主要讲述20世纪西方几股重要文化潮流,包括迷惘的一代、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意象主义运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运动。正是这些文化潮流相互促进制约,带来20世纪的文化繁荣的盛局。     

新型“圆形监狱”——从福柯理论看网络空间的信息监控系统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在作为当代科技成果集中体现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圆形监狱”一说作为一种以空间来象征权力的理想范例和极致模板首先由边沁提出,而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进一步将其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不管从技术基础、监视模式、空间划分、权力等级等各个方面看,似乎与任何束缚、控制、权力、统治、规训无涉的新型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却在本质上不啻另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信息监控网络中,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和渗透手段。因此,传统社会空间中那种明显的、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更加全面隐蔽而富有迷惑性的方式渗入网络空间中。这表明,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本身作为一种人工产物的网络科技,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未知的自主发展,成为后现代资本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而具有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