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的演变

政治思想是伴随政治权力的形成而产生的.在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回顾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当代复兴的坎坷发展历程,其政治权力观经历了从至善到非道德、从分立制衡再到无支配的历史演变.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共和主义政治权力观,有助于深入探究共和主义这一古老的西方政治传统.     

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回归的根源

一、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的回归 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是沙皇时代还足共产党时代,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论农村宗教的社会保障功能——以福建省长汀县宣成乡“祖师菩萨”为例

本文分析描述了福建省长汀县宣成乡的基本情况和社会保障现状,提出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着福利提供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农民需求的问题;对宣成乡"祖师菩萨"活动的起源、创建、发展过程及其运作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并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祖师菩萨"活动的社会保障功能。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方式之一:来自可错性论证

来自可错性论证是知识论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方式之一,它可分为"来自知识来源可错的论证"、"来自认知能力可错的论证"、"来自认识方法可错的论证"、"来自心灵与认识对象联系的可错的论证"、"来自怀疑主义假设的论证"和"来自可能的论证".这种论证的错误在于误解了"可能"的含义.     

秘密投票——以私密的方式行使民主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公开投票在政治领域曾是占主流的投票方法.近代以来随着公民观及公私关系的变化,秘密投票成为一种可能选择.而普选权的扩展则使得投票的秘密性成为必须,因为人们在投票时需要借助隐密以抵抗外部的压力.秘密投票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澳大利亚式选票"的出现表征着一个实质性飞跃.当今完善的程序和方法能够保障公民隐匿自己的投票意向,而网络投票等技术手段甚至可以隐匿公民是否投过票,投票在将来或可完全成为私密的行为.     

评普特南和塞尔关于意义理论的论争

本文围绕"意义是否在头脑之中"问题,对普特南的外在主义意义理论和塞尔的内在主义意义理论的论证与讨论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的合理因素及其难以克服的困难,表明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打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僵硬分界,通过内在与外在的相互关系的把握探索其各自的合理因素有机互补的途径.     

施莱尔马赫关于自身意识学说的研究

由于康德认识论的二元论,他的自身意识学说有三方面的特点:自发性、二元性和反思性,因此他无法解决自身意识的循环和无限倒退问题.施莱尔马赫通过把直接的自身意识视为感性与知性以及思维与行动共同的中介,即情感,并在情感中发现了共属的世界意识和上帝意识,从而不仅解决了康德的难题.而且突破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思维范畴.     

浅谈我国政府“法治主义”的发展轨迹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政府管理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法制经历了从法律虚无主义到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逐步完成了政府法治框架的构建,基本完成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本文立足于翔实的资料积累,通过对政府法制发展思想轨道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能时现实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