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衰落与相对衰落：近代苏州滞后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近代苏州的发展可以1900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传统的自然经济占主体,战争、交通、上海崛起等外部因素导致苏州突发性衰落,也是一种绝对衰落。1900年之后,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推进,苏州逐渐恢复并不断发展,但相对于邻近的上海、无锡等城市来说,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是一种相对衰落。近代苏州发展滞后的内部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僵化和失调。首先,主导产业衰落,棉布业一蹶不振,丝织业中养蚕、缫丝、织绸三个环节发展不均衡,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其次,工商业结构失调,商业畸形繁荣,而工业发展的滞慢又无法吸收商业积累的资本,两者难以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战略的原因探析

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几乎一直处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之中;为了应对旷日持久且异常严峻的生存挑战,追求国家和国民绝对安全成为以色列国一直奉行的国家战略。具体来说,这种独特安全意识的形成有三大原因:以色列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格局、历届政府信奉的"国家安全例外论"以及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危机意识。正是在此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安全在以色列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义,乃至成为最高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现,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是规制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鉴于食品及其安全信息具有信任品特征、不对称性和公共产品属性,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不可缺少,而公民生命健康权、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共同构成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权利基础。面对我国新成立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主体尚需长期磨合,信息披露内容狭窄、信息披露方式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应从建立促进信息传递的协同组织、构建信息披露豁免制度和依申请披露制度,完善信息披露的程序和监督机制四个具体路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     

以行动追求安全——论杜威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及改造

传统哲学注重通过绝对确定性的寻求来获得安全。但杜威认为,这种寻求安全的方法非但不能真正获得安全,反而导致哲学最终陷入困境。要走出困境,必须进行哲学的改造,要以通过行动的手段追求安全的方法代替通过理性的手段去寻求绝对确定性的方法。这种行动哲学的主张蕴含着重大的哲学变革意义,并得到了热烈的当代回响。但单靠以行动追求安全,并不能真正完成改造哲学、以走出传统哲学困境的全部任务。     

世界主义与全球分配正义

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诸如全球贫困、世界环境、国际移民、儿童和妇女的国际人权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的一个主要反映就是,在政治哲学中,全球正义或国际正义问题日益成为焦点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分歧和争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世界主义作为一个实践哲学流派在当代得到了复兴。本文简要介绍了世界主义在政治哲学中的一些基本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考察世界主义者是如何辩护人权和分配正义的。     

论我国航运反垄断规则之立法走向--以欧盟海运竞争法律体系改革为借鉴

2006年10月欧共体理事会通过第1419/2006号条例,废除班轮公会反垄断集体豁免,将《欧共体条约》一般性竞争法规则适用于海运市场,引发了欧盟海运竞争法体系的根本变革.欧盟海运竞争法律体系的变革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海运竞争立法的重新评估,中国应当通过评估欧盟限制航运反垄断豁免,将航运市场纳入一般竞争法的这一做法,立足于国家航运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来确立自己的航运反垄断规则.在定位起草中的《航运法》反垄断规则的立法走向时,欧盟将一般竞争法规则适用于海运市场的做法值得引为借鉴.     

对脑死亡立法的思考--二元死亡标准的哲学解读

文章论述了脑死亡标准的产生及现状 ,指出在我国实行脑死亡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结合“生命自主 ,绝对自愿”的原则 ,对器官移植与二元死亡标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最后指出在我国实行二元死亡标准的理由及必要性。     

论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

本文以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阐述了与国家豁免有关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外国侵权行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领土联系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以及在征收中如何适用国家豁免,结论是: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境内的行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是“主权”的还是“商业”的,该法院地国的属地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但是,这一管辖权是以严格的管辖联系为前提的,如果不顾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类似行为实施域外管辖就构成了对外国国家本身管辖权的干涉。     

论美与宏伟

美可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绝对美仅仅诉诸感觉,相对美则伴随一个理解和反思的活动.宏伟与美都遵循形式规律,都是令人愉快的,但宏伟区别于美的地方,是前者具有巨大的体积,并且产生强烈的情感效果.     

双边投资条约中的绝对待遇标准评析

双边投资条约从产生开始就包含一些诸如"公平公正待遇"、"不低于国际法的待遇"、"最持续的安全与保护"等内容抽象和容易引发争议的所谓"绝对待遇标准条款",这些条款在晚近出现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中,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地位不断加强、内容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反映出当今双边投资立法仍然存在缺陷和不公平的地方。从建立和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不断推进双边投资立法的指导性、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废除绝对待遇条款应当成为未来双边投资条约发展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