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唐才常的日本观

唐才常的日本观有其学问、个性与地域文化渊源。他主张中国在工务、商务、交涉、军事、政治、法律等方面借鉴日本经验。鉴于沙俄的严重威胁,他提出联日联英以拒俄的战略主张。他的日本观有古与今、中与外、东与西交汇时期的各种印记,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观,也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批判的有意识的工具性的价值选择。     

雷洁琼教育学术活动述略

1905年9月12日出生于一个华侨后裔、清末举人又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影响的富庶之家.父亲雷子昌,母亲李佩芝.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为声援北京     

创新是公园发展的灵魂

玉渊潭公园在蓬勃向上的发展中,成绩的取得源于创新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歇。玉渊潭公园作为历史名园的一部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绝对不能仅仅通过基本建设来满足城市公园的基本功能,更要有意识的激发这座存在了八百年的历史名园所蕴含其中的生命活力,将他绵延深厚的文化思想加以深化提炼并与这个时代的所具有的新思维新思想相融合,从而产生一个充满蓬勃朝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文化精神,并能够主动思考、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智慧玉渊潭”。     

传统影响下的维新知识分子办报实践及其公共性

中国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是在本土社会背景自然成长起来,而是随着殖民的深入,由传教士带进来.这种新鲜事物在迥异于自己本土的制度环境和历史传统的殖民嫁接中,"公共性"必会发生变异.<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核心刊物,处于转型期维新知识分子,将西方传入的现代传播媒介赋予传统的职能,作为新的资政的途径,成为宣传新观念的工具,公共空间一开始就带上政治化的色彩.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下的维新知识分子不论观念和办报实践,一开始就和西方传媒的公共性有着差异和距离.     

洋务运动·自然科学·传教士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事件。洋务派的洋务思想是从儒家经世思潮中发展而来 ,它表现出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自然科学知识直接渗透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 ,使他们的维新变法思想赋予了现代意义。引进自然科学的主要途径是清政府办的翻译机构及教会人士办的出版机构。不论是官办还是教会办 ,传教士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 ,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承续与超越——同光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之比较

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是同(治)光(绪)时期两种社会变革思潮,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是对前者的承续与超越.二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不同的变革诉求:洋务思潮是一种封建地主官僚性质的社会变革思潮,它谋求的是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和长久;早期改良思潮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征的启蒙维新思潮,谋求的是打破封建专制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湘籍志士与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立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湘籍志士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支革命力量,和全国广大革命志士一道,自始至终参与了同盟会的活动。他们是同盟会筹建工作的积极组织者,是同盟会舆论宣传工作的热情推动者,是同盟会领导武装起义的重要策动者和主力军,是同盟会安定团结局面的坚定维护者。他们为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

马建忠的外交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在对外政策上,他提出了主动开放,谨慎交结的观点;主张利用国际公法,同列强进行斗争,修改不平等条约。他还反对盲战,主张战和要看时机。在培养外交人才方面,马建忠提出了集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