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城建档案编研工作探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城建档案编研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对于城建档案编研工作者来说,大数据不单是一种崭新的技术,更体现着城建档案管理利用模式的提升。大数据时代城建档案编研工作,进一步探究城建档案内涵价值,使城建档案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     

论史学界的三种迷信

历史学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不必照搬科学的结论。历史学可以参照科学的理论,但却不必拘泥科学的观点。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却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科学毕竟是科学,而史学则终究是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存在有第三条途径和第三种关系。而历史学则不应不加思索地随便放弃对这第三条途径的追求和对这第三种关系的确认。一旦摆明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第三种关系,历史学的迷信也就不攻自破,无所根据了。     

《马丁·路德年谱》的编撰与中西史学融合的路径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同时备受争议。西方学术界对路德已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传记和编年著作,但目前仍缺乏一部完全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展现路德生平和著作及宗教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著作,即使如最权威的《路德全集》魏玛版也没有按原计划贯彻完全按时间排列路德著作的理念。本文提出,可以尝试用逐年逐月逐日地将背景、生平和著作年表与概要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年谱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阐述编撰《马丁·路德年谱》的结构和方法,从而探索中西史学融合的新路径。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

以传世典籍、官方档案为基本文献依据的传统史学撰述,并未将民间社会历史文献放置应有的位置上。民间文献正式进入学术视域,是现代新史学产生以后的事。民间社会历史文献的使用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不仅改写了现当代史学的历史,也为史学学科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带来了生机,为学术史续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对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之间关联进行回顾与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文经典的普及与提高--《青年读本》第三辑选编研讨会

2011年12月17日，“人文经典的普及与提高--《青年读本》第三辑选编研讨会”在岳阳的南湖藏书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广播电视台、岳阳电视台、岳阳市公安局、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云梦学刊》等单位的学者三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民国民法典施行前的“集居独立”论争考释

民国时期的民法典亲属编编纂过程中,对于应否保留家族制存在歧异,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民法典亲属编则专设《家》一章。立法委员楼桐孙在亲属编通过后、施行前,提出"集居独立"的观点,即形式上"集居"、人格上"独立"。这一观点与亲属编都赞成适度保留家族制度,受到当时有关学者的反对。反对者认为亲属编应当以个人本位为原则,废除传统家制,确立小家庭制度。从实际立法来看,亲属编虽然规定了家制,但其目的在于维护个人利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本位。学者们对立法本位理解的不同引起了这场争论。当代在移植、借鉴外来法律的同时,更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亲属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