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管窥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由上海中西书局于2011年12月出版,这是先秦史研究和简帛研究界的一大盛事。此书整理工作严谨认真,图版精美,释文准确,注释要而不繁,堪称典范。但百密难免一疏,有一些地方也还值得讨论。现略陈一二,请大家批评。     

试论明代边疆史籍编纂体裁的新发展

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编年体边疆史籍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记载人物上则有所创新;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变化,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叙事具有完整性,史论与纪事本末体有机结合。      

企业年鉴的编撰体会

年鉴是以记述单位一年内新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资料工具书。“年鉴”,顾名思义,是一年一编,独立成册,逐年连续,渐成系列。若将企业若干年份的年鉴排列起来,实际上就是企业编年体的系列史册。     

年鉴人物应该血肉丰满

有人说,年鉴中人物的描写应该简洁,有个粗线条就行了。愚以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年鉴是编年体工具书,也是编写志书的基础材料,是要长时期留存的。如果过分简略,日久天长后,很多史实无法考证,这些人物就只剩下空壳了。这对了解人物乃至人物所处的时代背     

《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

众所周知,编年体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史书体裁,历史上较早的史书皆用编年体编著而成。《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代东西方史学的代表之作。二者同为编年体史书,但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对比二者编年体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史学发展的不同。本文着重从纪时、断限和对编年体的完善两方面对比两书编年体的不同。     

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结构

编年体时间框架的建构,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轴心,主要包括著作的主体时间的定位与内容编排中时间链的组合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时间是核心,作用是规范著作的框架与范围,保持著作的整体性;时间链不仅具有提挈内容,规范内容时间的作用,还具有强化叙事顺序的功能。然而,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家不是简单地依照自然时间的顺序来排列其著作时序,经他们笔下建构的时间,虽有反映自然时间的一面,但也有为了主观叙事需要,改变时序,将时间错置,使其出现变异形态的现象,以寓含史家深层的历史思维。由于时间链有相对的自闭性,常割裂史事,因而使编年体无法成为主导性的史学体裁。     

唐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唐初史家继承南北朝史学的理论遗产,列纪传体为正史。其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将史书的编年体裁与褒贬义例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甫湜提出只要能立褒贬以示惩劝,二体皆可为良史的主张,对北宋时期《新五代史》等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部重要的编年体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比较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9.9》,是中共党史学界最重要的编年体中共党史著作,在编纂中各有得失,各有特色。     

无路难，开路更难——记邹衡先生商文化编年体系的创建

继1928年殷墟的发掘将盘庚迁殷以后的商史确证为信史之后,1952年郑州“亳墟”的发掘又为增补盘庚迁殷以前的商史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邹衡教授适时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不畏困阻,几经反复,历数十年终于运用考古学理论方法成功地创建了一套商文化编年体系,为夏商周年代学取得进展铺平了学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