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关于"茅盾文学奖"的研究现状及反思

近二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在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众多非议,主要集中在评奖制度的公正性、如何理解评选标准"最优秀"、茅盾文学奖是否具有文学史价值等等方面.笔者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学理性的辨析与批判,并对茅盾文学奖的未来研究提出期待.     

开拓性的史观与史识——评范伯群《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史学价值

范伯群的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按照历史推进的线索和通俗文学发展的周期来建构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科学体系的.作者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萌发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雅俗融合的新市民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系统地梳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流变过程.作者指出知识精英作家是借鉴革新派,通俗文学作家是继承改良派,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萌芽与小说转型的任务主要是由通俗文学来承担的,并提出了"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     

学术道路自述

回顾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把鲁迅研究以专著形式系列化。这里的系列,只能说是“小系”,而不是“大系”。在这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论著,同时进行散文创作,出版几本散文集。学术界的前辈、同辈、后辈的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对我的论著、作品,进行热情的评论、分析,至感。     

李清照与朱淑真词接受差异论析

李清照和朱淑真是宋代两位最著名的女词人,她们以卓越的创作成就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文学,为历代读者广泛接受.综观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被接受历史,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接受差异主要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接受历程的不同;二是情感认同的差异;三是接受模式的区别.通过考察和分析李清照和朱淑真词的接受差异,能更加深刻地洞悉李清照和朱淑真词的美学特征、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文学史编排上的尴尬

文学史编排既要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要科学,这是它的尴尬所在。以时间为纲可使编排科学,却易流于抽象;以流派为纲可揭示对象的性质,却往往失之精准。此外,史家常把作家作为子项置于编年文学或流派文学等母项下,有时虽然便于读者在总体上把握某些作家,母项却常常不能完全涵盖子项。另外,编排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也常导致结构上的混乱。为克服这些问题,分类时依据的标准要统一,编排时可依据时间与流派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时间或流派的大框架下,应将作品而非作家作为进一步分类的对象。     

革命史体系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逻辑缺失

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在历史的共名之下,可以包含有无数的个别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辨析中,对学科的学科本体的重新确认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总结,将文学史写作纳入到人类思想史的分析之中,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历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革命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全部法则,应该在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内去寻找和确立人类性与个人性的尺度,以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的理解。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