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话汇编的三种编排体例

《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是宋代诗话史上先后出现的三大诗话汇编,三者运用了各具特色的编排体例,代表了宋代诗话汇编三种体例类型。《诗话总龟》因诗存事,以事为纲,分门增广;《苕溪渔隐丛话》以时为序,因人系论,触类引伸;《诗人玉屑》格法类分,人物品藻,史评结合。后出汇编在编排体例上继承创新,更趋完善。正是有了颇具匠心的编排体例,三大诗话汇编能够历久不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文本体例

从文本体例的视角,审视《列女传》,则其特征主要有三:撰写准则的一统与多元,主题先行的材料组织形式,和谐统一的语言文字措辞。由此也更加确立了刘向为《列女传》编撰者的身份。《列女传》主要的价值与贡献,表现在史学方面,使传体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体现在文学领域,则是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表现手法等方面颇具艺术成就的同时,予后世文学以影响。另外,《列女传》的文本体例还开创了我国古代女训类著述的先河。     

王闿运佚文一篇

王闿运是清后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当代学者马积高先牛编纂的<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将其诗文分卷编录,并尽可能地收录其佚文,是目前收载其诗文较全面的集子.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张之象《唐诗类苑》研究述略

明嘉靖年间张之象编纂的《唐诗类苑》,是现存规模最大、分期最完整、体系较为完备的类编唐诗总集,具有独特的编纂体例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唐诗总集研究的整体热闹景象相比,张之象及其《唐诗类苑》的相关研究相对冷寂,其内在的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通过对《唐诗类苑》刊行四百年来的传播情况、受关注程度以及2006年前后不同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一部体例较为独特的唐诗总集,《唐诗类苑》正逐渐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探究,其在唐诗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定能进一步得到彰显。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为便于学术交流,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规定如下:一、注释标注位置文献注释采用脚注,每页单独排序。二、中文注释体例1.书籍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关于编纂民法典的若干思考

编纂我国民法典应坚持适当借鉴外国的经验,注重继承和创新,重视发挥学者作用的原则,编纂模式应采用汇编与制定相结合的方式;在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应坚持人格权独立成篇,合同与侵权行为从债法中分离出来分别立法的观点,同时,应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重要部分纳入民法典;民法典的具体内容应体现全面丰富,可操作性强兼具一定灵活性的特点,应特别注意为新科技引起的社会关系提供可适用的民法规则.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