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年鉴》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成立于1985年3月。2001年3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东莞年鉴》编辑部，挂靠地方志办公室，志鉴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责任务；制定全市修志规划；组织、指导、协调、管理、监督全市修志工作；编纂出版《东莞年鉴》；提供地情咨询服务；审定验收志稿；编写地情丛书；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等。     

关于创新企业年鉴编纂的思考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吕惠聪《关于创新企业年鉴编纂的思考》一文,介绍了《中铁隧道集团年鉴》如何从多方面创新年鉴编纂,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发展。     

年鉴“边角地”不可弃——《镇江年鉴》“补白”回眸

年鉴是大容量的信息载体,一般篇幅都在数十万乃至百万字以上。在编排年鉴版面过程中,难免会在一些类目后面,留下大小不等的空白,有的空白近于半版。这类空白,有时在一本年鉴中多达10余处,加在一起可相当于万字以上的版面。如此大的版面空间,真是弃之可惜!     

《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中国年鉴编纂出版事业一路高速发展，至今已达到每年出版约2000种的规模。在版年鉴以其严谨的体例、丰富的资讯，构成一个权威的、庞大的信息网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别居制度与离婚的关系

别居制度与离婚制度是国外许多国家亲属法中两项重要的制度。别居即依法解除夫妻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其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国家用以调整夫妻关系而规定的一项特别的制度。而离婚则是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或消灭)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的行为。在国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体例中,都有关于别居与离婚的规定,有的规定别居与离婚可以相互转换,有的规定一定时间的别居可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婚姻法中仅有离婚制度,没有关于别居制度的法律规定,因此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史志人才素质建设路径探析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史志工作不仅仅是编纂志书,已扩展到志、鉴、库、馆、开发利用等多个领域.史志工作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后人留下历史资料,而是为当代人提供历史借鉴,商接为我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新形势下,要做好史志工作,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史志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加强史志工作者队伍建设.     

论《孟子》的书写体例与结构体制——兼论其编纂原则

《孟子》编纂者主要采用两种书写体例来完成孟子思想的表达,即对话体和语录体。二者形式看似迥然有别,但实则关联密切。语录来源于对话,是对对话进行拆解、提炼的产物。《孟子》编纂者以对话和语录形式表达孟子思想,一方面是《论语》书写体例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西周春秋史官传统中“实录”精神的影响。《孟子》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两大原则,即类聚原则和均衡原则。《孟子》七篇,各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七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由行而知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南亚研究》注释体例

一、中文1.专著王宏纬:《尼泊尔——人民和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2编著林承节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3.译著[印]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页。4.报刊赵干城:《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5页。《中印两国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2日。     

《吕氏春秋》高诱注声训体例研究

通过对《吕氏春秋》高诱注声训体例的研究,明确高诱注《吕氏春秋》音注体例的多样性、精确性;有助于古汉语同源词研究及上古声韵部构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