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四川藏区

四川藏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纳入了中央王朝的建置,到了唐宋时期,对四川藏区的建置有了巨大的发展,设立了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州制度,与吐蕃关系十分密切,双方时战时和。为了加强羁縻统治和维系同藏族各部落的友好关系,宋朝还通过“茶马互市”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的政治联系,并使之接受宋朝的松散统治     

惠州市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思考①

惠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十年的实践说明,从统治范式到治理范式的转变,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现实选择和必然需求;它不仅是工作理念上的变革,而且是工作机制、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的根本性变革,带来的是计划生育中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矛盾的化解、社会的和谐、群众的满意和支持。     

人与自然的新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了主导。早在古代,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就把人类看作判断一切事物是否存在的评判者。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更是占据统治地位。道德只是对人而存在,只有人才能得到道德上的关怀和尊重,道德义务也只有对人而言才应该承担,在人类生活之外不存在道德关系。因此,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宇宙之灵,万物之主,太阳为人而生,星斗为人而亮,自然为人而存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产生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肆无忌惮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把人和自然置于绝对对立的位置。     

再论政府能力及其提升的路径选择

政府能力结构体系包括社会发展能力与政治统治能力两个方面,政府能力是它们二者的合力。社会发展能力内含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和配置社会资源能力三大要素;政治统治能力则内含合法化能力、公共行政能力和政治冲突调控能力三大要素。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寻求政府能力两大体系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跳出跛脚式发展的怪圈,走出中国怪像和中国政治怪像的困境。     

道与卢梭的公意

本文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道"与卢梭的"公意"相比较出发,指出"道"与"公意"虽然是前现代和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概念,却具有相似的内容和功能,因而在现实政治的展开中也呈现出同样的轨迹.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利比亚政治危机的历史探溯

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传统型统治的基础,构建"魅力型统治"成为其目标。卡扎菲以"第三世界理论"和《绿皮书》为指导,以民众革命、伊斯兰社会主义、对抗西方等实践行为,构建"魅力型统治"。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来寻求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卡扎菲统治的42年,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尤其是北约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隋炀帝“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思想再解析

关于隋朝为什么会灭亡,学者们颇多争议。隋炀帝不重视儒学,不讲究“王道”成为后人解释隋朝亡国之因的主要论据。但从现存史料看,隋炀帝不仅懂得“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道理,还曾作过系统的阐释;隋炀帝的暴政和亡国之因不在于否认儒家的王道思想,而是由他的骄奢和折腾所直接导致的。汉魏以来,帝制统治思想,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于,构建了一整套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它成为治国施政的基本依据。如何运用、贯彻和执行这套理论,也就成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无为"新解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墨家、儒家等学派都根植于北方诸侯列国.北方诸侯列国产生的这些学派的思想核心及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都洋溢一种大有为的精神.而源于楚国的道家学派却认识到了"无为"之为一种行为形态和政治统治模式.自此,"大有为"和"无为"便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种基本的处世与治国的方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在相互融合与碰撞中生成了数不胜数的思想和智慧,极大的拓展了中国人的思维空间和处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