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女性主义诸流派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改造社会方案给予剖析 ,认为它们在探讨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上各具特色 ,相互补充 ,但均存在着缺陷与不足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情结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鼎盛时期。完成了《达罗威夫人》的写作之后,伍尔夫随后又创作了一组她所有著作中最成功、最令人振奋的作品,即小说《到灯塔去》、《奥兰多》和她最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毋庸置疑,这一时期也是伍尔夫积极投身于她认为合适的女权主义的活动之中的时期。凭借着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和机敏,她对妇女命运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以一名女作家的独特眼光,不停地在文本中阅读妇女,书写妇女,呼唤妇女,曾经聚焦妇女,写了大量评论女作家、女诗人、女才子的散文。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探讨性别角色,又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两性融合的理想,即双性同体。大多数批评者把《奥兰多》看成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具体体现,与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体现的思想正好互相呼应。其实伍尔夫的这种思想与奥兰多的原型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不无关系。两人在这一时期交往甚密,堕入情网。对于伍尔夫来说,这是一段令其愉悦和充满活力的经历,她经历了以往从未有过的激情。维塔的出现给当时已四十多岁的伍尔夫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维塔本人的浪漫经历及其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挑战给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她双性同体观的形成。     

《等待莱弗蒂》中女性的命运

克利福德.奥德茨饱蘸革命的激情创作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剧作《等待莱弗蒂》,他本人从而成了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代言人。该剧开创了贯穿其他剧作的主题——对人性的讴歌,对贫困腐蚀性的剖析。文章通过对几位女性人物的分析,探讨了奥德茨对在这种贫困交加的大背景下女性悲惨命运的关注和同情,以及男性视角对他的制约。     

谁才是“美国梦”的真正受害者——《推销员之死》女主人公琳达的身份诠释

《推销员之死》描写了主人公威利悲剧的一生，历来被认为是“美国梦”的牺牲者。但剧中其他男性的成功则意味着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琳达是该剧女主人公，是一个“天使型”的家庭妇女，她是丈夫的坚定支持者，是家庭的核心支柱，但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美国梦”的直接牺牲品。     

从《到灯塔去》看伍尔夫创作中女性气质的认同意识

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入手,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探视她的新女性主义价值观.从三个方面揭示出在古老强势的父权文化语境下,女性要取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必须依靠其自身内在的气质--女性气质的张扬,来实现自身的精神突围.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对拉姆齐夫人的赞扬和肯定,呼唤女性气质的回归.     

论《树树皆秋色》的本文间性——以主人公“华蓉”为中心

在方方的众多文本中来探讨华蓉这一女性形象塑造的继承之处和革新之处,试图借此分析方方创作中的某种模式及其与方方独特人格特征的关系。     

一曲女性的悲歌——《美狄亚》、《大地》、《宠儿》中母亲弑婴现象分析

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的母亲弑婴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美狄亚弑子是为了报复丈夫的始乱终弃,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父权制;阿兰弑子则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与自然灾害抗争;塞丝弑子却是为了避免孩子重返奴隶制的魔窟,是对奴隶制压迫的惨烈反抗。她们在揭示父权制和奴隶制对女性压迫的同时,也揭示了女性在与父权、自然、社会制度斗争的勇气和理性,为女性奏了一曲悲歌。     

论《达洛卫夫人》的双层叙事结构

弗吉尼亚·伍尔夫勇于创新，但是如果脱离女性文学传统的框架，她的实验性写作技巧就容易被误解甚至曲解。《达洛卫夫人》用时间与地点编织出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之网，在此网络中的女主人公性格多变，情绪各异，看似简单的一天内发生的故事从而变得错综复杂。双层叙事结构使叙事从可感知的时间与空间延伸到难以捉摸的女性内心世界，挖掘出隐藏的女性身份。它是对传统的线性叙事的颠覆。     

女性主义教学理念的应用--一次社会性别参与教学的实验与体会

女性主义致力于对男权文化下旧的秩序的颠覆,包括对男权知识体系的颠覆,其中也包括教学方法上的革命.女性主义教学法主张建立师生间民主与平等的关系,不再以教师为中心,反对教师领导和控制学生的课堂权力现状.以女性主义的上述教学理念为指导原则,设计了一次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通过对这次教学实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体会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     

绿色政治时代中的毛泽东与妇女问题：一些批判性反思

历史情境的变化在毛泽东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切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早年，毛泽东将妇女问题主要归咎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将性别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1936年以后，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趋向一般化处理，1958年以后他的关注则严重受限于他政治思考的整体结构。因此，新中国的妇女地位虽然在提高，但许多重要的问题——并不止于妇女问题——在毛泽东的政治思考中仍处在被抑制状态。毛泽东所有这些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当代有关妇女和发展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某种契合，从而为重新审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所提出的性别、环境等问题提供了一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