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一种面向属性残缺偏好效用矩阵的大群体决策方法

决策成员评价部分决策方案的大群体决策问题可视为属性残缺效用值矩阵下的大群决策问题.文章将残缺效用值转化为区间教形式的效用值,形成了大群体关于全部决策方案的区间数效用值矩阵;对大群体成员进行聚类,根据聚类结果确定成员权重,将该权重和区间数效用值矩阵合成获得了决策方案的排序向量;提出了群体意见反映度指标度量群决策结果反映群体意见的程度,对群决策结果进行评价;提出了成员意见差异度指标修改相应成员的效用值向量.     

分享经济: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目的/意义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分享经济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于参与者的增长。拥有物质资源的消费者作为提供者参与分享经济,对经营分享经济的企业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意义。 设计/方法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消费者物质主义对提供资源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及假设进行分析与检验。 结论/发现 （1）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在消费者物质主义与参与分享经济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2）不同的物质主义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工具性物质主义通过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情感价值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参与分享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终极性物质主义对分享意愿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但通过经济、社会及情感价值的遮掩效应,对参与分享经济意愿产生正向的增强作用。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竞合主义：重构无政府状态下的范式与安全

"无政府状态"是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演绎法,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分别提出无政府状态与复合相互依存的基本假定出发,推导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外新的、第四种解读——当今世界"无政府状态"已演化为一种全新的"竞合状态",即竞争代替了冲突,合作代替了对抗,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及共存的新状态。进而,以"竞合状态"为立论基础,在综合、博采不同理论精华基础上,提出了竞合主义,从而实现对三大主流理论的推进。     

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认识的转变

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的转变。抱有"科学救国"思想的竺可桢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高度关注贝尔纳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科学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开始主动了解和学习作为贝尔纳主义一种实践的苏联计划科学模式。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科学发展方向,本质上也是一种贝尔纳主义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对中共认识的不断加深,竺可桢对中共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从期望、认同,到拥护和贯彻的过程,最终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     

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校园精神文化全面建设

一段时间来,我国封建意识形态某种程度的复活以及西方社会各种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社会上存在着“价值迷失”、“价值错乱”、“价值扭曲”等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价值的多元化、复杂化问题凸显,迫切需要建立核心价值观,以主导社会思潮的走向。     

浅析阿登纳时期的德苏关系及其影响

西德阿登纳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参与对苏冷战.经过艰苦的谈判和交涉,西德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德苏建交导致了西德哈尔斯坦主义的产生,对西德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