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分析——李安“家庭三部曲”为例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危机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认同等问题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李安的“家庭三部曲”,反映的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进行冲突、协商和构建的分析,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念通过影片中家庭元素的分析来展现跨文化传播中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协商,来探讨其中的文化认同的构建.     

媒介融合视域下的正能量传播策略

正能量传播是以弘扬主旋律、进行积极正面的舆论引导为目的的传播形态。在媒介融合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舆论生态和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变迁,这些变化也对正能量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此,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本文认为正能量传播可以从渠道融合的基础上联动多种媒体、利用交互性进行柔性传播,以及探索多模态的正能量报道形式三个方面改变传播策略,从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思想战线上统一团结全社会。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大学生特殊群体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

民办高校的大学生已经成为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在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一些人的三观逐渐产生偏差。针对以上现象进行研究,根据民办高校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特殊学生群体存在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增强民办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主要措施。     

寻找公众注意力爆发的起源:以YouTube视频扩散为例

公众注意力的爆发展现了信息扩散过程的急剧上升和下降现象,为研究者分析人们的注意力流动提供了大规模数据。通过测量网络视频的扩散数据,可发现视频扩散背后潜在的各种因素塑造了公众注意力的爆发。具体而言,公众注意力爆发与流行度、搜索量和社会影响力呈负向关系,而与系统推荐呈正向关系。在视频类别方面,新闻资讯类视频的爆发力最强,而受版权保护的视频爆发力最弱。通过阐述信息扩散的驱动力,本研究提出公众注意力爆发的暂时性假设,为理解公众注意力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本研究发现的可推广性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有了新的方式。在新技术推动下,新媒体实现了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发展模式实现了创新。传统媒体在发展中要意识到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新闻传播要借助新媒体具有的优势,转变原有的发展方式,注重传播方面的创新,提升市场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