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哲堪孜松”与1956年十四世达赖访印

"哲堪孜松"成立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达赖出逃,1956年印度举办佛教大会就被视为千载难逢的契机,同时,印度政府不甘心失去对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力,于是印度政府开始与"哲堪孜松"合作邀请达赖访印。最终中国政府的同意成为达赖访印成行的关键,但此事件后果严重,亦影响到其后西藏的政局走向。     

踏上征途——《南下日记》摘编

5月4日 经过在北京西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两个月的学习,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大大开阔了视野。……     

“格格”们的一天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北海社区自2013年秋季开展网格化服务以来，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带着民情日记在网格里穿梭，记录居民细小的需求，然后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民情日记里有的记录着居民反映弃管楼下水矛盾纠纷；有的记录着居民因腿脚不便不能来社区进行生存认证，请求社区登门认证的；     

师者仁爱

正第30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师者仁爱,既是好老师的标准之一,也是做教师要恪守的基本教育伦理与修养提升的核心品质。     

脸谱背后的李鸿章

<正>转眼之间,距离那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李鸿章的认识也越来越脸谱化了。李鸿章一辈子主要干了三件事——做官、办洋务、搞外交,这也是认识李鸿章的三个视角。这三个视角给李鸿章形成了三张脸谱。     

平分妈妈的日记

妈走得太匆忙了。日子正一日一日地好起来,妈就走了。 听到妈病危的消息，我悲痛欲绝，十万火急坐火车换汽车赶回家，只为见妈最后一面。 妈是苦命的，爸老早就扔下我们，妈却在那几亩贫瘠的红土地里挖出吃食来，供哥和我吃饭、上学。     

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不好当

翁同龢突然下岗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是戊戌年。4月27日皇上召集军机大臣议事，却特地安排翁师傅不用进来。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终于，密议的结论出来了，这是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