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翁同龢笔下的同文馆

北京同文馆在中国文化、教育、外交、科技近代化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很值得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的。翁同龢曾经主管同文馆的工作,他在其日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细节。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甲午战争前后的翁同龢与张謇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对晚清政局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扩大帝党力量,翁同龢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先后拔擢张謇、文廷式等一批中青年作为中坚。本文论述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张謇师徒二人的政治态度与相互关系以及战争对师徒二人一生的重要影响。一、翁、张交谊道合情重张謇与翁同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876年,张謇在淮军吴长庆部担任幕僚,负责起草重要案牍,深受吴的倚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在朝鲜扩张势力,引起张謇的关注。他认为,凭藉中国驻朝兵力,朝鲜虽暂可保全,但终非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朝鲜日后必遭日本侵略。     

被逼上战场的李鸿章

生前，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被人作诗嘲讽：“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据说，甲午海战失败后，慈禧太后令翁同龢急赴天津询问对策。李鸿章见翁后怒目相视：“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袁世凯与李鸿章：骂得狗血喷头的铁哥们

袁世凯另找靠山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做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翁同龢与张謇关系新探——以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为例

翁同奖掖张謇 ,构成了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翁张关系的基本框架。史家以往对此的研究 ,揭示了两人形成这一关系的源头、开端以及闱中助其中式等方面 ,缺憾是偏重闱中而忽视场外。事实上 ,翁同于场外对张謇采取了枉顾、赠言、馈银、谋差、荐兄等多种奖掖形式 ,并贯穿于张謇应试全过程。其结果既将张謇推上科业巅峰 ,又将其揽入了“清流”阵营。后人可于此一睹翁同识拔人才的古大臣风范及为将张謇推上晚清历史舞台所付出的努力     

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论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创办始末

1906年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于广州的广东法政学堂是清末新政时期广东地区创办最早的新式法政学堂,同时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官办性质的法政学堂之一。学堂成立之际,夏同龢任学堂首任监督,他亲定章程、规范办学,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办学风格,对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法政教育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后因民国代清,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陈融担任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