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探索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在人类早期四大文明中,是唯一不曾中断者.其强大的文化基因,主要源自七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第一,上下七千多年中在超过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版图中,漫天星斗光耀中华的多元文化在互识互融中,凝聚成共同审美的文化标识——龙凤图腾.第二,"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的"殷鉴"之光,孕育出人类文明史上最敢于正视错误、挫折,勇于弃旧图新的中华民族.第三,历史上的万里长城为保护中华文明核心区,并化育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第四,祭祀文化是凝聚中华多元文化血缘亲情的强力"磁场".第五,汉语言文字是凝聚多元文化形成共同审美的强大"密码".第六,以人为本的中华智库孕育出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第七,广阔的生存版图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客观保障.七个领域的文化基因,涵养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不但保证了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浴火新生、历久弥新,更为当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障.     

论微文化视域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

文章从微文化视域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进行分析,通过微文化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的价值和挑战两个维度进行解析,提出微文化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时也冲击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威.探索充分认识并利用微文化的优势,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提升理想信念教育话语内容导向性,畅通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对话机制,优化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渠道,建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在媒介文化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围绕大众媒介、现代主义和“感觉结构”共同体展开的谨慎思考形成了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现代批判形态。威廉斯认为,真正的传播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传播,作为对大众公式的功能阐释,现代大众传播不是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而是对共同体的一种瓦解。因此,大众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解决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而应该从观念机制层面上进行,通过打造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及其机制来扭转大众传播。对雷蒙德·威廉斯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此对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必须诉诸“感觉结构”,而艺术则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据。尽管现代主义两面性的产生表明艺术面对着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但“感觉结构”的存在也同时表明艺术仍有力量弥合社会区分,能够成为营造共同体的助力。通过参与文化共同体的营造,艺术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批判力量。这是继阿多诺提出系统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理论之后,西方媒介美学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产生的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理论形态。     

断裂之后:修复、游戏与解构——兼谈怀旧在当下审美文化中的意义

现代人无时不在断裂中,不管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或者是审美与消费,都以各自的逻辑导致生存悖论与主体的碎片化。怀旧是人对抗现代性生存处境,修复碎片化主体存在的一种审美姿势。可是,怀旧只是在审美意义上遮蔽了断裂,断裂依然存在,但尴尬的是这种修复姿态又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断裂,其结果是游戏与解构在当下审美文化中的泛滥,形成更加平面、更加游戏化的生存界面。     

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家族伦理是调节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处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在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展中,其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土家族内部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尤以崇力尚武和儒学影响下的"孝"、"礼"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在家族习惯法的规范和调控下,对于维护土家族村落稳定、促进村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少数民族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具体表现为:推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为本是少数民族文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些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     

香港文化回归问题与内地文化统战对策

文化回归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要完成香港的文化回归,还必须正视回归路上的这样一些问题：香港文化要不要回归、是否已经回归和存不存在回归等问题。唯其如此,以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寻求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而实现共同的文化理想和整个统一战线的任务为目标,这是用文化统战促香港文化回归的核心所在。     

武汉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竞争力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文化设施作为城市文化的物质载体,日益成为关注焦点。以2010年、2015年、2020年武汉市文化设施的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椭圆、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法,结合地理探测器的应用,探讨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并据此为优化特大城市文化设施布局提出建议。研究发现：第一,武汉市文化设施总体上空间分布差异大,数量持续增长但增速减缓,具有在中心城区集聚、圈层式递减、向西南方向扩散的特征;第二,不同类型文化设施时空分布异质性明显,2010年以来,以公益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呈向心低密度集聚的形式,向城区外围蔓延的态势日趋明显,集聚程度逐步下降。而以经营性质为主的文化设施始终呈向中心城区高密度集聚的形式;第三,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文化设施格局的首要因素,人口规模和区域面积是基础因素,两者具有时间稳健性,交通通达度是强化因素,但其影响力随时间推移可能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