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偶记

本文对《论语》所言之部分章节，或考据其字句，或阐释其义理，既求之于古，亦通之于今；既求之于大义，亦协之于常情，提出一己之见。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论孙星衍的学术思想与用世精神

孙星衍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突出用世精神的学者.他主张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考据乃是有益于政治的实用之学.在治学实践和仕途生涯中,他将对典章制度的考据与对时务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所学用之于实事,充分体现了通经致治的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从家学、师授渊源看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

考据之学占领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全学界，清代考据学者地域性集中之程度，主要是因家学传统、师授的渊源不同而产生的。     

论楚辞学的艺术审美研究

在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楚辞学领域 ,长期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考据训诂方法或社会学方法。始于本世纪初的王国维的艺术审美研究方法虽然有近一个世纪历史 ,但这种极为切近楚辞学艺术本体研究的方法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而并未繁荣扩展开来 ,直到本世纪八、九十年代 ,它才随着新时期美学理论热潮又重新显现。本文初步厘定了这一学术路向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越之处 ,清理了它的多种表现形式 ,并且预示艺术审美研究对楚辞学领域的重要作用 :它开拓了一种新的阐释可能性。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的写作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写作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人们经常见到的全传、家传、评传之外，考据式传记、学术传记、精神传记等纷纷出现。最近与读者见面的张耀杰的《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出版），就是一部精神传记的范本。     

学科新书架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简介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钱茂伟教授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三大块,分别称为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凡24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