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通融之法器木鱼考据

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之途径。木鱼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与佛学世俗化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木鱼的产生发展见证了佛学中国化、世俗化的历程。从早期的的宗教法器到后来的名族乐器,木鱼与佛学一样走了一条世俗化道路,这个过程中由于宗教、文化、音乐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使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形式与宗教脱离并最终与艺术融合,另一部分形式仍附属于宗教的格局。探讨木鱼的形成发展历史,可以追寻还原佛学的中国之路,因此是研究佛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一个关于传统注解问题的讨论——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分析为例

本文试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分析为例,从字词意义的考订出发,具体说明与展示传统注解在字意及章句解读上所面临的问题与局限,并重新厘定章句之本意。论述之进路有三:首先,通过对传统注解之差异情况、及字意解释的转折情形的讨论,说明了朱熹对于"时习"一词的解释,实则是于汉魏古注传统有所继承、吸收并转化;而非无端肇始或纯粹依据自己时代之用语习惯来解释典籍。从而取消了汉魏古注与宋儒注解二者在"时习"一词解释上之差异所产生的争论。其次,本文更予强调、并论述汉魏古注与宋儒注解真正之问题所在,实则是在于注解方式本身之问题;并对汉儒"考据"注经及宋儒"义理"注经之问题分做探讨,从而指出了"文本考据"在客观恢复文本原意工作上的重要性。最后,通过了对文本字词意涵的确定工作,本文重新对章句之本意做出说明与厘清;并且展示了这样的解读,对于未来《论语》、乃至儒学思想研究上所可能重新开展出来的议题向度。     

高启怀古诗初探

诗人高启一生孤独淡泊,兼具悲剧性格。他借怀古诗探究历史的兴衰成败,抒发自己的理想志趣,同时感慨人世变幻,感伤自我。其怀古诗兼备众体,有浓郁的吴地风情,且具考据性质。他的怀古诗堪称明代一大家,对后世颇有影响。     

戴震学术思想的诠释学解读

在戴震的诠释视域里,考据的核心是通过厘清文字来还原儒家经典以达到对"实体实事"的正确认知;义理的精要在于对"实体实事"所具有的结构秩序与生命活力--"生生而条理"的体认;而诠释主体"心"则是驾驭考据与义理并使诠释活动得以规范展开的枢纽."心"的高扬使戴震可以摆脱考据学因缺失主体性而盲从权威和程朱理学因脱离客观现实而流于主观独断的倾向,这也使戴震能够揭示出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误读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深沉的社会批判力.     

民间文学研究中考据方法的运用与策略——以钟敬文先生的研究为例

考据作为中国本土的一种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是早期的民间文学学者常用的技术手段。钟敬文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将考据方法广泛运用于中国民间叙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就这一学术范式进行专门讨论,对民间文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张爱玲之《红楼梦魇》读后的几点浅陋认识

本文紧紧围绕张爱玲《红楼梦魇》的内容,浅谈读后感想。     

清代瑞安学派成因探析

瑞安学派是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近代学者崔学彭、孔昭鑫、马君武、宋慈抱等曾言及瑞安学派，然学派成因却不得而知。本文认为:明中叶至清初的学术发展、乾嘉考据学的盛行、文字狱及《四库全书》等典籍纂修和科举、书院的驱动是推动学派形成的关键因素，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是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因。     

《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

目前,两大方法论取向主导着《大学》、《中庸》研究:道统论解释学、片断性历史考据法。二者分别以义理的"最佳"性、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的"客观"性。但"最佳义理"情结缺乏历史感,再加之"正典一体—文本本义"预设,《大学》、《中庸》解读往往沦为特定成见的跑马场。而"片断性考据"则倾向于将哲学文本裂为碎片,这同样是在践踏文本的原始实在性。实际上,"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被界定为"在‘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中接触‘文本的可理解性’"。《大学》、《中庸》研究者应大胆厘定"文献学约定"与"解释性研究",力求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主导性问题意识"。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