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共处之一：耶稣会士在上海（上篇）

题记楼前有一园,地不过二三亩,树不过十余株,小则小矣,然亦雅之。树则四时常青,花则八节吐艳,绿茵如砥,乱藜侵阶,雨打玉兰,风摇棕榈,晨有白鸽啄食,暮有荧灯添幽。楼本教会遗产,典雅精致,小巷深深,闹中取静,颇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之真趣,添此雅园,增彩生色。治园者名之曰“逸思”。“逸”有二解,一为安逸,一为逃逸。读书治学,耗力费神,偶尔纵逸,是为调节。门前闹市,诱惑太多,奔逸而去,是为远俗。劳而不逸则疲,逸而不思则惰,思而不静则紊。居静而思,放松而思,远俗而思,望天上云卷云舒,看阶前花开花落,思…     

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

美国学者詹启华曾经断言,“孔夫子”这个今天一般世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汉语称谓,在利玛窦来到之前的中国本土语言和思想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完全是利玛窦等西洋耶稣会传教士们“创造”和“制造”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从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文物还是思想典籍两个方面来看,詹启华的上述说法都不能成立.     

“李约瑟难题”的长时段考察

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考察,在"李约瑟难题"问世之前,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们虽已意识到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之处,但也发现了它们相对于西方科技文明的落后性,并分析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这意味着,在长时段的视域下思考"李约瑟难题"更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事业繁荣的诸因素

在宗教改革和近代社会转型的种种困境中,作为天主教修会的耶稣会,其教育事业在16-18世纪非常繁荣,其原因主要有: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激励学生的辅助教学手段、对待不同宗教信仰学生的灵活政策、品学兼优的师资队伍、对宗教改革时代天主教自我革新、对抗新教时代需求的迎合。     

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踪迹

在日本文化史上 ,基督教的传入及其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 ,决定了基督教在 1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　　一、耶稣会的性格　　葡萄牙语 Christao的音译读作吉列支丹 ,是基督教初传日本时日本人对传教士及基督教的通称。当时 ,根据发音还用几利紫旦、贵理志端等汉字来读写。禁教令施行后还写作鬼利至端、贵理死贪等。 16 80年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即位后 ,因讳“吉”字 ,故又读成“切支丹”,后一直沿袭至明治初期。　　在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成立的耶稣会 ,15 34年由西班牙贵族军官依纳爵·罗耀拉出头组成 …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利玛窦所描绘的中国(上)

利玛窦是1582年8月7日到澳门,并于1583年9月赴肇庆。他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传教生涯中,他写了不少著作,也往欧洲写了不少信。他的信件与著作,对增进当时的欧洲乃至后来的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对耶稣会的态度明代中国对耶稣会的态度在并不开放。自利玛窦初到中国时起,他便感受到中国对耶稣会传教的抵触。利玛窦在1584年9月13日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