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证明之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作为证据法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既是法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又是实务中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目前 ,学者、同仁提出的诸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均存在难以实际把握的缺陷。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实际 ,我国刑事审判中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可以设定为三种 :一般标准 :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机结合 ;特殊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 ;简易标准 :证据优势     

明清之际:从“主体性”、“意向性”到“历史性”的一个过程——以阳明、蕺山与船山为例的探讨

廿多年的探索里,我一直有个想法,认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应当深到文化精神的底蕴去诠释,要扣紧整个历史社会总体,正视整个族群心灵意识的发展过程,我以为这样的探索将有益于整个族群的自我认知、自我诠释、自我转化以及可能的创造发展。宋明儒学到清初的发展,若进到整个族群心灵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词境探究的新空间——《词境论》解读评议

沈检江先生的<词境论>于今年初出版了.本书通过辨析传统词论,鉴赏古典词作,进而阐释词境的基本内涵和审美意义,是中国词史、词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很值得一读. 自王国维"境界说"提出之后,将王氏的观点系统化、体系化,似乎一直未见有成果面世.<词境论>并非是"境界说"的系统诠释和体系整理,其立论视野和主要观点不是在"境界说"的框架内进行,不应看做是单纯对"境界说"的探究,而应看做是词境的探究,即从词境切入研究词体与词史,纵贯全书,紧扣每一章节,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中国词学的园地开辟新空间方面作出了颇有意义的尝试.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律学浅论

本文以"何为律学"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剖析了历代律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特征,探讨了传统律学的近代转型,并由此阐发了关于中国古代律学的几点评论:研究的环境是笼罩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主义政策之下;研究的主体是处于附庸地位的律学家队伍;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刑法为主的公法文化.     

徽学动态

2007年8月17日至18日，回良玉副总理一行专程赴徽州婺源，考察了徽州古村落江湾、汪口等地和婺源县博物馆，回良玉副总理在谈到徽州文化保护时说： 婺源是徽州文化的集聚地之一。要重点抓住三特，印突出特色，做出特色和打好特字牌。要突出抓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充分发掘当地的文化内涵，提升发展层次，用独特的文化魅力，打造婺源特有的山水文化品牌。要通过立法，严格保护古居民、古村落，并严格审批新建设项目，形成统一的徽派建筑风格。     

以道独尊、兼收并蓄的可能性——黄老之学在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确立过程中的理论尝试

在汉初确立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形态问题上,黄老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其所以可能需要有道和道家的独尊。“小察”与“大理”之分是以道独尊的天道依据,人欲可因论则是道家独尊的人道依据。然而理论和现实的制约使得道家的虚体式的独尊不可能成为理想的统治思想模式。     

解神话的可能性——《神话》一书中符号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冲突及启示

在《神话》一书中 ,巴特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引入符号学研究中 ,试图将符号学与社会历史统一起来 ,从而对大众文化的神话性进行消解。但这就使得神话无法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符号学的基本思路 ,并导致体系内部的矛盾。巴特用符号学思想来揭示大众文化 ,这不仅是语言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 ,因而他面对着一个从语言、神话系统向社会现实过渡的问题。因而需对“意识形态”和“语言系统”加以重新考察 ,找到这两者共同的根据 ,从而将这两个不同系统中的概念纳入一体中去。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