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制衡与公司股利政策选择

采用我国沪深900家上市公司2003-2006年的财务及相关数据,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制衡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制类型不同的公司具有不同的股利政策偏好;公司存在制衡股东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股权制衡可以替代股利的派发作为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手段.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原告资格之探讨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须符合持股时间和持股比例两个条件,但是该项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以及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从域外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来看,我国亦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条件,以方便法院认定适格的原告参加诉讼,进而均衡保障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理论探究

我国《公司法》于2005年引进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对于完善我国公司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本文结合我国实际从法理的角度,对股东代表诉讼的概念、产生、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挖掘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应然价值,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股东责任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以201 0—201 9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股东责任在二者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显著提升;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可以通过履行股东责任提升企业价值;股东责任在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调节作用显著。     

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

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依赖于其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利益最大化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分别是与“股权至上”治理模式和“共同治理”治理模式相对应的理财目标,二者所依据的产权理论依据、公司治理结构、不同资本重视程度、效益追求不同。在我国现阶段,企业将相关利益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体现了企业产权的分享,遵循了共同治理的逻辑,凸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统一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终极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与多元化经营

本文基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产权性质、政府控制级别等层面来验证两权分离激励对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多元化经营程度也越高,而且这种关系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以及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公司中更为显著;同时,我们还发现现金流权对代理冲突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王传福 一个人说了算又如何

王传福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一个人说了算。在新书《比亚迪之父王传福》中,许多章节都做了详细描述,如当初从电池转到造车,公司上下一致不看好,众股东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以死相拼,而王传福确如吃秤砣的乌龟——铁了心,任凭风吹浪打,我就是初衷不     

基于所有权配置的企业财务控制权最优安排

财务控制权安排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内容,合理的财务控制权安排可以优化公司治理,从而解决"大股东掠夺小股东"、"经营者控制"等公司治理的困境问题.文章通过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配置研究,解析企业所有权配置对企业财务治理及财务控制权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企业最优财务控制权安排,文章最后分析了相关因素对这种最优安排的影响程度及其机理,旨在为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外资并购中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

资本多数决原则和资本平等原则使大股东操纵一切并购事务,剥夺了中小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决定权,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股东成为了并购的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文章从公司的一般理念、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诚实信用原则等法理的角度,阐述了外资并购中尤其需要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控制权收益、公司质量与融资工具选择

股票、公司债以及可转债是我国上市公司三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基于我国存在较强的再融资管制背景,通过构建一个证监会、控股股东和投资者参与的三方博弈模型,以控股股东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对上市公司融资工具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公开增发或配股、发行可转债和公司债以及做出相应预案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博弈均衡解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证监会对股票融资实施较严管制、市场信息较为对称以及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收益的前提下,好公司选择发行股票,中等公司和差公司选择发行公司债或者可转债,这意味着政府监管对市场资源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民营公司的质量对融资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民营公司在再融资过程中容易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