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     

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及其对话辩证法思想

较之其早期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戴维森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的后期意义理论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不是对其早期意义理论所做的无关宏旨的修补,而是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形态。对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进行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发展也不无裨益。戴维森通过引入解释者这一要素将解释活动置于解释者、说话者以及共同世界三者的互动关系之中。戴维森所构建的人—他人—世界三元互动的三角测量解释模式,旨在表明语言理解依赖主体间的语言交流互动,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交流互动的产物,是解释行动的结果。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拒斥语言交流和意义的约定论,强调语言理解的主体间性,彰显对话性和动态生成性,蕴含了对话辩证法的思想。     

解读《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

美国本土裔作家琳达·霍根的代表作《卑劣的灵魂》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揭露了美国白人的环境非正义行为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通过讲述各种环境种族主义行为及其印第安人与此反抗的各种措施,霍根积极地为印第安群体发声,呼吁并寻求环境和社会正义。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书写

"留守与流动儿童"是中国现代化的代偿物,充满悖论地为文学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形象、新的心灵图景,对既有的"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提出了挑战。其作品存在着成人作家代言的困境、形象主体的同质化、童年生活空间叙事的封闭性等问题。该类作品固定的、特定的修辞表达,将其维持在一个狭小的格局内。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存在主义意蕴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代表作品之一,其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基于经典作品内涵的再阐释性,存在主义为读者解读路遥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路遥无论是在创作个性上还是在具体文本创作中,都不难发现其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精神契合。《平凡的世界》虽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元素,但并不意味路遥就是存在主义者。路遥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意蕴是无意识的,它更多的是与中国本土结合后生成的独特的存在主义。     

《自由的恶作剧者》的伦理解读

边缘化的印第安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美国社会的伦理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本土作家杰拉德·维兹诺在小说《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揭露了美国"主流即正义"这一讽刺的伦理现状。主流边缘的伦理差异及主流白人群体的伦理倒退使得印第安人深受创伤、深陷伦理困境。从印第安恶作剧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群体只有通过对本土印第安文化的坚守才能实现伦理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