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

文化与自然界是辩证统一的。自然环境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 :“人化自然”对人类文化也有依赖性。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也产生重大的作用。文化必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 ;自然环境又必须与文化相协调。生态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理论轨迹述评

在"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研究视野中,区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对价值观的强调则成为其突出的本质特征,而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也以其独特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二者的联接,这些思想在理查德·富勒和理查德·迈尔斯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他们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产业集群演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微观演化与宏观演化的统一

研究产业集群演化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将研究对象区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领域.由于产业集群的微观演化和宏观演化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影响关系,决定了把握产业集群宏观演化规律,既需要分析影响产业集群宏观演化的技术、需求、资源和制度,也要分析这一代产业集群内部各个产业集群的微观演化特点.如果微观层面的产业集群不断实现升级,那么,产业集群的宏观图景就表现出这一代产业集群在各地快速发展,一派繁荣的景象.如果微观层面的产业集群大面积出现衰退,那么,产业集群的宏观图景就表现出这一代产业集群在各地一派萧条的景象.     

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与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是一个崇拜自然的作家.沈从文式的自然崇拜不仅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的"泛神论"有关,更源于他对作为中华古老文化孑遗的巫楚文化的直接承传.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滋养了沈从文这位有着深挚的对于自然的"泛神信仰"的文学赤子的,乃是历史上的湘西社会--那片"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边城>的悲剧是人类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惑冲突的悲剧,预示了人类文化的走向.     

论实践概念的界定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较之以往有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运用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给人类增加了超越自然的能力。但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要制造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为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与自然建立起统一和谐的关系。因此,应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重新思考实践概念的界定,突破以往仅仅把实践看做是“改造自然”的片面性理解。     

沈从文与湘西自然精神

沈从文一生都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构建一座希腊小庙 ,里面供奉的是人性。对这个自称是“乡下人”的乡土作家来说 ,他的“人性即自然”、“人性美在自然”、“人性美在生命”的人性理念 ,既是源自湘西文化的自然精神 ,又是对湘西文化自然精神的提炼和升华。湘西自然精神的文化内涵 ,一是主张自生自灭 ,一切顺其自然 ;二是主张人性自然 ,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三是主张自然淘汰 ,崇尚生命的雄强。一、人性即自然1 固守人性的本来作为人性的自然 ,就是人性的本来 ,或曰自然人性。湘西人主张自然人性。如今乡下男人下河洗澡 ,仍喜欢光着…     

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耗散演化研究——运用Brusselator模型对中国省级区域的经验分析

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化可以促进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并缓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Brusselator模型进行经济学转译,构建"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推导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判定条件,并可进一步运用"全局熵—突变级数"评价模型刻画系统耗散演化的过程.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高技术产业相应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已形成耗散结构,大部分地区虽未形成耗散结构但正向耗散结构演进;样本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投入—创新环境"二维框架整体呈现"Ⅲ象限→Ⅱ象限→Ⅰ象限"的演化趋势,且"创新投入—创新环境"的评价值趋于提高,同时各地也具有不同的耗散演化特征.在增加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新环境的改善,并积极构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各地区既要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也应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耗散演进.     

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

1931年,当"革命意识"成为丁玲最自觉的显意识时,她对"个性思想"却仍然有所持守.这造成了其思想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并引发了其创作在思想性质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她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都表现出了对革命功利性的诉求;另一方面,她又在"革命"叙事的架构中融入自己的个性话语,或以个人化的题材张扬自我,从而显示了其个性主义精神.1931年以后,这两种思想基因作为其精神的两极,以二元并置或此消彼长的方式,统领了其所有的创作,并演化为创作中的巨大矛盾.丁玲1931年的创作建立起了其此后创作的思想范型,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