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辩护——基于神经科学和人文精神的解释

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神经科学领域里贝特实验及其后续各种翻版实验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之后,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而持有一种相容性观点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既肯定了决定论又保留了自由意志的合理存在意义。这里不仅要为自由意志作辩护,而且认为自由意志的作用更胜于决定论的影响,并基于神经科学研究和人文精神需要的视角上作出说明。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知识形态的王权规划——论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策略

东汉前期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得以空前增强,是通过王权对知识形态的规划来实现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儒学的提倡,为士人确立正面榜样,以达到对他们的引诱与规划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宣布图谶于天下",对思想进行强制性规划,为知识者提供一套不可逾越的参照系;再者,通过白虎观会议,议定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形态进行重新界定,使之服务于帝王意志。     

牟宗三先生哲学之贡献与朱子思想新诠

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儒道佛三教哲学的诠释，及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消化给出了中西哲学会通的途径，贡献是非常大的。除了遵从牟先生的研究，对以上有关的哲学见解作进一步深化诠释之外，我也试图对牟先生在宋明理学中的诠释做出反省，在对朱子学义理型态的衡定上，我参考了韩国朝鲜朝主理与主气两系对朱子学的理解，又借用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提出的人性中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为伊川与朱子的格物穷理的理论给出一些新的诠释，试图证成朱子学也可以是成德之教中一套可行的工夫理论。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在此过程中需要重视法官的作用,尤其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法律空白、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作出裁决。本文主要从两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为法官自由裁量权概述;第二章为对自由裁量规制的比较研究,分析国外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方法,找到我国的不足并提出解决建议。     

儒学对唐末五代北方民族将帅的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动荡,打破了以前鲜明的民族畛域,汉人大量北逃,北方民族则乘乱内侵。这使汉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北方民族社会。其中,汉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对北方民族成员尤其是将帅、君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儒学理念尤其是伦理观逐渐由浅入深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打下了烙印,使他们逐渐摆脱了愚昧及原始性,而接受了儒学倡导的孝、忠、礼、信等伦理、政治观念,逐渐汉化。这对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意义重大。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及其程序性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它既能适应行政权不断扩张的需要,也能适应行政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和灵活性的原则要求,可以有效地弥补法治的局限性。然而,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其滥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形象,还助长了官僚作风和特权思想。因此,实施行政程序性控制可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中督促其行为趋于科学合理,在当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