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的价值坚守——兼论价值中立的不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生产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日前举办的北京大学第五届文化产业国际博士生论坛上,笔者提出当前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文化生产的实际动因是利益驱动,这有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因此应当坚持作为目的的人与作为手段的人相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对有学者就此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应持价值中立立场,只进行"事实判断",不予"价值判断"。笔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行的,而在保证客观性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预设是不容置疑的。     

自然的道德化——康德对自然与自由的沟通

为了沟通自然和自由的鸿沟,使至善在自然中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康德凸显了人的情感的作用,并把《纯粹理性批判》中理性对知性的系统统一性原则赋予了反思判断力。在人的情感中,康德为合目的性的先天原则找到了来源,目的性原则在批判哲学中有了独特的位置。康德以艺术的概念连接审美判断和目的判断,解决了目的论运用于自然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说明:我们是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自然具有实现至善的可能性,其终极目的是至善,我们需要一个上帝。     

环境保护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

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中国留学生在大阪博览会上的抗争

1903年3月1日至7月1日,日本政府在大阪市的天王寺举办"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又称大阪博览会,分列农业、园艺、矿冶、化学、工业制作、教育学术、卫生、经济各门,一门之中又各分类,共有8处展馆;另外还设有参考馆,展出各国物品。由于日本方面遍邀中国各省官商赴会,清政府便组织了湖南、湖北、山东、四川、福建等省参加展出。然而,博览会期间发生了一些侮辱中国人的事件。博览会开办之初,在东京的3个中国留学生秦毓鎏、侯鸿鉴、秦平甫就特地从东京赶到大阪博览会现场,想一睹来自祖国的物产工艺,以     

论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实现——以职业伦理为视角

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但过度的导向性媒体报道会严重影响司法过程的公正。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起司法系统和新闻媒体间互相尊重的工作关系。从职业伦理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新闻职业伦理和司法职业伦理的冲突与重合,能够从根源上找到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出现冲突的原因。英国、美国对确保公正审判和媒体自由作出了极大努力,虽然方式都有不足之处,但为我国探索符合国情的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对接提供了有益借鉴。     

非公益征收的错位、归位与未来走向

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在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征收制度中,不论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均可获得征收权力。这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制度：非公益征收。制度的错位一方面降低了公益征收的地位,另一方面提高了非公益征收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界定公共利益,引入公益考量机制,禁止非公益征收。这样既能恢复公益征收之应有地位,同时也能使非公益征收回归原位。接下来的问题是：非公益征收该走向何方,土地需求不会因为没有征收而消失。未来土地供给主要会来自宅基地和耕地,宅基地和耕地如何入市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的解决方案来看,区段征收受制于正当性限制;政府购买方案,增加了交易环节,推高了地价,将负担转嫁给了社会,不符合比例原则。应当允许农民集体在补交合理地价的前提下自由决定入市,甚至从长远看,可以考虑由农民个体（家庭）自决入市。     

善的自觉:性别正义与人的自由再诠释——以丁玲的创作为例

正义与自由都是人性之善的具体呈现。主张性别正义,目的在于实现两性作为个体的自由属性;坚持革命理性,则在于谋求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自由权益;因而,性别正义与革命理性交织在一起,时而融合时而冲突。自由有多种类型的划分,除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还可以分为"需要的自由"与"能力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不同于上述几种类型,同时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不异化则为善,善即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概括性表达。丁玲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反省自己、修正自己、从"不善"走向"至善"的过程。她的作品,不仅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人类主体意识中各种不同纬度的自由,而且在创作的精神升华中,还诠释了自我超越的大自由:"忘我"。     

生活政治视域下的《共产党宣言》解析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内蕴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生活政治的微观视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机。因为使"一切东西都烟消云散"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现代人似曾相识;从挑战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存在的合理性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无奈与生机中,现代人仿佛可以听到某种源自自我生命深处的哀叹与抗争;至于对未来的生活方式的愿景,则又何尝不是承载着现代人深深的渴望?因此,在现代性所代表的宏大叙事遭到批判和解构的现代社会,《共产党宣言》仍然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发出自己精彩的回声。     

从街头官僚到公共服务者: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街头官僚是指处于科层组织基层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街头官僚的权力来源于其与组织、服务对象以及规则的互动过程.街头官僚影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权力目标越位、权力责任错位、权力监督缺位等方面.为发挥街头官僚在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从官僚走向服务者,必须对街头官僚的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控,促进其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