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玛噶孜画派的传承与变迁——以德格八邦寺为中心

文章通过文献整理并结合实地调查,对噶玛噶孜画派在甘孜藏区的传承与变迁进行了探讨。文章共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重点对噶玛噶孜画派在甘孜藏区的传承中心德格八邦寺的传承与变迁模式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探索了在当代条件下,噶玛噶孜画派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传承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第三部分对噶玛噶孜画派在康区的传承中产生过极其重要作用的代表性传承人司徒.曲吉迥乃、通拉泽翁作了简要介绍。     

也说“自由知识分子”

“自由知识分子”是近年频繁亮相的一个词。乍一看，它不过就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排列组合，似乎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皆可归入此列，但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只有理清了“自由”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才有可能抵达这个词的本质。     

“善治”中的教育构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解读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构想了善治下的教育制度,将人的美好生活方式、城邦善治与教育融合在一起,据此出发将教育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事业,同时设定了自由教育的精神和传统,确立了体、德、智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念。这些教育思想不仅代表古希腊教育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而且对西方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论迁徙自由的宪法回归

迁徙自由具有基本人权性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解决其它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理应入宪。迁徙自由在实现途径上权利赋予与制度保障应衔接进行。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从古到今,论者甚众。近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古代的雅典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和"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自由有无差别"等问题上,深化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本文针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     

试论通过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实现个案正义

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可以调和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个案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尤其在法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何使当事人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如何使法律正义、程序正义得以体现是每一个法律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后新儒学及"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

内圣之学应是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与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学问,因此,面对整个外王情境的变化.内.圣之学必然应有所调整;而圣贤的教言也必须置于整个历史文化的总体情境下才能够有恰当的理解.面对心性之学与专制主义结合而造成的专制性、摹虐性及以理杀人等种种之异化,我们必须将原来儒学的内圣工夫转化为一套客观的制度结构,只有在契约性的社会结构之下,个人才能够自然地进入到社会展开公共对话.     

从人的生存发展看网络虚拟实在

虚拟实在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境域.借助网络技术,虚拟实在不仅拓展了主体自由发展所需的自由时间,而且为主体自由发展所需的知识的民主化和交往的自由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可能.但是,知识的民主化和交往的自由化不可能从网络技术那里自动发生出来,它受到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互动因素的决定与制约.审慎思考当前中国网络现实和人的发展状况,积极探索人与网络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性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