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本问题分析

当前，对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妨害作证罪设置合理性受到众多质疑，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在立法技术上，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指向性，罪状具有模糊性和宽泛性，第306条与其他条文出现竞合；二是在立法价值上，本罪设置具有职业歧视性，并且违背立法理念。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三：废除本罪或者修订主体和罪状；建立和完善律师惩戒制度；转变观念，确实保障律师权利。     

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若干基本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罪,应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准确界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范围,防止人为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谋利或加害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并准确认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区分开来。     

莫让贪官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获益

原本是为加大反贪惩腐力度，弥补立法不足而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形中却成了网开一面规避法律的缝隙。近几年的涉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巨额的来源不明财产频频出现，金额不断攀升。该罪名客观上成了一些腐败分子的挡箭牌、护身符、保护伞、免死牌，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精神严重不符。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莫让腐败分子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获益，已经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政经评论

《法制日报》:环境违法处罚首次引入行政拘留深意何在在现实中,破坏环境罪更多地是用来充当吓唬人的"稻草人",而罚款对企业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8月13日《法制日报》的评论文章称,我国环     

试论刘光第"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

刘光第明确提出了“取其长而制其害”(或称“收其利而制其害”)的西学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主张采西学重实效促进富国强兵、宣传普种牛痘和戒除鸦片以及提出参用民权与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刘光第的西学思想突破了洋务派的“体”“用”之争,是他参与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

柳宗元从满足“生人之意”出发,主张“任人唯贤”,并针对官吏为盗的现象,要求“齐其法制”,“条其纲纪”,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为民役”观点,比孟子、贾谊的民本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吏治、民本思想的高峰。但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性贿赂”惩戒刑罚化探析——以法律与道德之关系为视角

在当下我国的贿赂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大案要案频频发生,其方法、手段也日渐多样化的情形下,我国刑事立法把贿赂犯罪的贿赂物限定在财产性物质上其弊端日渐显现.权色交易已不属于私德范畴,而是属于公德范畴并纳入到法律调整范围.将性贿赂入罪虽存在定罪量刑、取证、证明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但是,这是立法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操作的困难来否定立法价值.     

“民本”局长万善志，因贪腐沦为罪人

2008年3月14日，常德市召开全市反腐败工作会议。会议通报，常德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各类违纪案件824件，共查处1022名违纪党员干部，其中县处级干部24名；全市检察机关共查办涉案贪污贿赂人员120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500多万元。会上还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万善志，被指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今年2月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11年有期徒刑。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一个罪名,该罪的客体是权利人的财产权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该罪;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时,应当注意罪与非罪以及该罪与盗窃罪、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