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主体处罚范围的厘定——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为视角

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可以为限制环境犯罪中共犯的成立范围以及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范围提供理论支撑。应否作为犯罪主体进行处罚,应考虑是否属于正当的业务行为、对犯罪支配的程度、法定刑的轻重、违法性总量大小、期待可能性高低以及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大小等因素。受雇（聘）在污染企业中从事生产、加工、排污的普通职工的行为,由于通常具有业务中立性,期待可能性较小,一般不值得处罚;受雇运输倾倒危险废物的,通常应作为犯罪处理;出租场地、设备的,不值得处罚;只有实际管控企业的投资者,才应承担刑事责任;在非法采矿中受雇驾船、开机器、采矿、记账的人员,不值得科处刑罚;除盗伐林木外,受雇采伐林木的行为不值得评价为犯罪;受雇非法捕捞水产品、狩猎的,不值得科处刑罚,但明知可能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仍受雇猎捕、杀害的,可能成立共犯。     

KF-自证法:可知预言悖论的统一解

对2016年提出的意外考试悖论的“自证”诊断及相应解决方案的明显漏洞,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让最终的方法可应用于预言悖论的其他变种,以显示它是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其他的方法都被证明必须沿着这条路径进行,这包括索伦森的条件句盲点策略以及威廉姆森的KK-否定策略.     

对不能犯理论中客观危险说的探究——基于《刑事审判参考》第208号案例的分析

《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8辑)公布的第208号苏某贩卖毒品案例存在主观归罪、罪刑失衡、滥用特情侦查等问题,本案可以运用不能犯的理论加以分析.通过阐述不能犯领域中的四种学说,重点分析客观危险说的合理性,总结客观危险说对毒品犯罪案件的现实意义,运用客观危险说深入分析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对本案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及其可罚性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本案被告人无罪的结论.     

论网络性财产利益作为财产犯罪对象的合理性

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确定了对财产的保护,网络性财产利益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也应该得到刑法的保护,然而现行的法律规范对于网络性财产利益的属性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没有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通过对网络性财产利益政治经济学、法学层面的分析,同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对网络性财产利益的保护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侵犯网络性财产利益行为的处罚,应当提倡把网络性财产利益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     

论宋庠其诗其人的理学味

宋庠并非理学家,但宋庠的部分诗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的理学思致.他的《落花》诗以理结撰、举事用典无不紧紧围绕崇德之意,呈现出异物互通的理性思考;《再到小园见落花有感》、《郡圃观春物有感》等则鲜明地表现出"即物观理"的人生思考和理学倾向;而宋庠的为人,更是表现出恬淡守分的人生情怀和理学修为.     

语文学习也可“不求甚解”

说到语文学习中也可"不求甚解",可能部分老师和学生不会认同,字词句篇修辞语法,语文知识点繁多、分散,教学中应"求甚解",怎么还"不求甚解"呢?文、理科的学习都有可"不求甚解"的地方,语文学习中"不求甚解"意义更大。成语"不求甚解"出自于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但"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     

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

危害人类罪已经成为强行法中的罪行。国际法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一战后对德国责任人的惩治失败了,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二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惩治较为成功,但也促使国际社会反思这种惩治模式的不足并加以改进。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是惩治危害人类罪的最新模式,特别是国际刑事法院,它代表了惩治这种罪行的最先进的模式。在惩治危害人类罪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事后立法和法庭本身合法性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但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使得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法机制更加完善。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灭种罪的区别

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和灭种罪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演化关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存在。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与战争(武装冲突)的关联性不同、犯罪对象不同、广泛性和系统性不同、具体罪行不同。危害人类罪和灭种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不同、犯罪对象不同、罪行发生背景不同、具体罪行不同、犯罪心理不同。     

论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

虚假广告罪的客体不仅包括国家对广告的管理制度,而且还包括市场秩序。在认定＂情节严重＂时,也应考虑消费者的间接财产损失和作为竞争者的其他厂商的财产损失。本罪的主体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以及其他广告参与者,应当被明确为是一般主体。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遏制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而设立的,该罪的主观要素立法上规定模糊,司法上逐渐扩张适用。为避免过度刑法化的隐患,有必要对该罪的主观明知予以理论反思。本罪“明知”内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此处的“犯罪”特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不涉及有责性。“明知”程度应采取“确切知道”的判断标准。已确立的“推定明知”规则存在推定明知出罪情形缺失、被告人反驳标准不明、推定或然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鉴于此,推定明知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结合特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以客观的多项基础事实为根据判定。推定明知不得进行“二次推定”以降低推定的或然性,对于被指控者的反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即应当重新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推定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