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艺术与审美

艺术和审美这两个术语历史久远,中外学者对艺术和审美这两个概念及其意涵的认识也充满争议。作为非西方社会艺术研究的补充,人类学从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艺术与审美起步。而伴随着理论范式的转换,其研究重点由艺术形式及文化的多样性延展到对形式所蕴含的观念和意义的探索。在民族志表述危机之后,学界对基于哲学思考的审美研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反思,艺术与审美的人类学研究对相关领域也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在当代政治、经济、科技和族群等因素裹挟下,艺术与审美研究愈发复杂,也愈发具有挑战性,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充满生机。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农民画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农民画市场整体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本文从农民画产业化研究现状出发,梳理现下其艺术产业化发展道路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农民画艺术产业化发展新路径,从而推动中国农民画在现代新农村茁壮成长。     

公共艺术资源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以潘鹤雕塑艺术园为例

主题性雕塑是一种文化特征鲜明的公共艺术形式,它是深刻思想性、丰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情感真实的高度融合,给群众以审美启迪与精神引领,是红色文化传播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潘鹤雕塑艺术园深入挖掘园内主题性雕塑艺术资源,通过重新规划展陈大纲、面向多种群体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开展系列配套活动等方法,探索红色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红色文化”的学习教育模式。     

艺术进社区的意义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社区是现代人类活动的基本单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物。从社区入手,将艺术文化送入社区有助于构建公共文化空间,促进社会和谐,也有益于满足社区居民日益丰富的生活需求,构建高品质的社区文化生活。     

开发团队中的共享领导

共享领导,是从新的视角来探讨高度变化的环境下人们如何作出回应的一种领导理论,大多出现在团队情境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工作团队成为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以知识工作为主的团队工作,主要依靠有着高水平的技能和要求工作自主性的成员,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团队工作和参与领导。     

消费文化视阈中的《兄弟》映像

在消费文化主导文学艺术生产的时代,余华的<兄弟>深深地打下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烙印.<兄弟>的畅销,是当前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产物,是余华十多年来在先锋文学领地所聚集的品牌效应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反映.究其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媚俗化的写作姿态,"削平"了作品的意义和深度,其名气所带来的品牌效应已远远大于作品的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