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故里调查

采取田野调查和资料分析的方法,考查了山涛的故里武陟县西小虹村的历史文化,分析了山公墓祠的碑刻资料,走访了口头文学的传承者,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厘清了一些历史史实,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竹林七贤的游历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汾阳之龙角山"考--绵山龙脊岭曾叫龙角山

重新解读山西浮山唐玄宗亲撰<庆唐观纪圣铭(并序)>一文的第三自然段,发现"汾阳之龙角山"一段属于插叙文字,并非写浮山龙角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与玄宗命名的浮山龙角山系两座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即今日介休龙脊山,碑文中的汾阳指唐代汾州.浮山龙角山原名羊角山,高祖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玄宗时才更名龙角山.     

常德古城的由来

常德澧县在六千年前已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城头山古城,至少在春秋后期常德的中心城市已移向沅水流域,前523年楚平王在西郊白马湖畔所筑的采菱城是常德最早的古城,并在实际上起着楚国陪都的作用.隋代樊子盖因善卷改枉山为德山,决定了德山、常德的名称内涵.发展至明清的砖城,常德城又在改革开放的德治中获得了飞跃的发展.     

迷狂的家户经验——王屋山巫医仪式的一项考察

迷狂是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有三重含义：自反性;回归社会的关怀;许愿一还愿的仪式环境。正是依托家户的信仰基础,迷狂的物质性、功能性以及自反性得以可能,现实的复杂性无疑对等级的超越有进一步的延伸。     

朝圣与转山——丹巴藏族转山考察

神圣是宗教学、民族学、哲学界的经典论题.在"朝圣"一词不断整合本土"绕境"、"转山"等词汇时,本土活动的呈现与论述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以丹巴藏族转山活动为例,描述和探讨了转山背后的神圣性及其相关联的国家力量,并由此分析了墨尔多山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     

试论城头山遗址古城的规划——兼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规划问题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城市,城头山古城的规划遵循着古老的天人合一哲理,体现着华夏民族智慧,在城市定位、空间布局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城市定位比较全面、合理;其空间布局方位明确、主次分明、功能分区相互协调。城头山古城规划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具有无可置疑的启迪意义:在城镇定位规划方面,既从历史与实际出发,又着眼于长远发展;既突出重点,又兼顾其他。在城镇空间布局规划方面,追求科学、和谐与自然,坚持以人为本。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意义

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意义郭虹（一）所谓“资源”，不仅仅是就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源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可能形成需求的事物都具有“资源“性质。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宗教文化亦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宗教文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的意义正逐渐为人们所认...     

孙中山与头山满交往述略

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积极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他与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有长达28年的交往,保持终生的友谊。文章根据中日相关史料,对孙中山与头山满的交往史事,进行了梳理,并对这类交往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起何种作用等问题,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