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澄(艾青)的巴黎岁月及其初期新诗创作

蒋海澄(艾青)曾于1929年春至1932年1月在巴黎学习绘画,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经历。一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复苏,缘起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近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潮,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步入了现代主义阶段。通过关注1920—1930年法国及巴黎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以及民众思想概况,可在其基础上展示蒋海澄进入了何种背景下的法国和巴黎。考察蒋海澄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的日常生活,可梳理他在诗歌、美术方面的作为和追求。蒋海澄来法之前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所初步塑造出的个性主义的多愁善感与左翼倾向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巴黎这座世界文化之都得到了激发和引导。通过对艾青在巴黎期间的新诗创作的文本细读,可凸显这段巴黎生活之于其整个诗歌创作生涯中的意义。     

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的演变

苏俄是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新生国家。威尔逊领导的美国政府对苏俄的政策先后经历了不干涉、反对日本独自从东方干涉、联合干涉、单独撤出干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威尔逊政府对苏俄政策演变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由某个历史人物的意志决定的，而是根源于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     

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再认识——基于苏联解体后公布之档案资料的考察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是苏俄政府早期颁布的对华纲领性文件.宣言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明确提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主张对华实施友好平等的政策,体现了苏俄政府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但同时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在中苏磋商和建交谈判中,苏俄政府又未能将宣言中的承诺全部付诸实施,在中苏疆界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继承了沙俄的衣钵,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犯了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客观评 价对华宣言不仅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     

20世纪初苏俄政府与中国地方实力派交往原因初探

重视中国地方实力派是20年代苏俄政府对华外交中的一个特点,来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频繁与中国地方实力派接触也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重要表现。由于与北京政府恢复邦交谈判进展不顺利,而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具有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中国地方实力派联合将有助于中苏谈判朝着有利于苏俄方向发展,而且与它们合作有可能形成与苏俄联合反日的力量。苏俄政府对华的多重外交表明国家利益始终是苏联外交至高的原则。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如此“宪政民主”

来信张捷老师:最近我从《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苏联亡国的原因》,历数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体制的"反宪政潮流",断言这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该文对于断送了苏联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则大加赞扬,并附有此二人亲热地交头接耳的一幅照片。     

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

一、胡鲁“合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和鲁迅因价值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但，饶有意味的是，就在20年代中后期，对胡适来说是1926年，对鲁迅来讲是1927年，分道扬镳的他们在各自的思想路线图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合辙”．即他们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认肯它的制度和政治试验。     

后苏俄时代的社会认同：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近期后苏俄社会的转型研究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个人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群体和共同体包括种群或民族国家，社会身份地位或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文化建构。很显然，这些纷繁多样、重重叠叠、共同拥有而且又很偶然的“认同”，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也为社会行动的新“行动者”的形成提供了新形态。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