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劳动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形成始终离不开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革命和转换的基础性作用,从范式的基本特征来看,它已经从依附于主流经济学逐渐发展为独立的理论范式,并构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补充。当前,劳动经济学理论范式已经进入了常规发展阶段,其研究内容及理论范式仍将不断得以拓展。     

“后现代性的悖论”的哲学分析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早已来临,它不仅已经越来越引进西方和东方各国学者的关注,而且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对其在中国当代文化上的影响作出恰当分析。本文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更多地应当从“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本身去理解和把握,不要附加给很多评论者的主观意志。实际上,“后现代性的悖论”就生动地写照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消解现代性的渴望、一种现代社会自身悖论的反映。     

产业技术范式作用下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简

文章从产业技术范式的视角,结合演化经济学中的随机因素、收益递增机制、路径依赖和锁定等相关理论,运用范式中“技术一组织一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构建了产业集群演化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产业集群演化的形成、发展、成熟、衰退、升级五个阶段及其特征。文章最后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想实现产业集群演化升级,首先要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其次要不断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再次要着力构建一种由政府参与的、优良的区域创新环境。     

马克思论社会教育的任务

揭露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历史使命。围绕这一历史使命,马克思提出了三项社会教育的任务,其一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其二用理论武装人民;其三要使社会教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彻底消灭阶级的教育。     

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

源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开启了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视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给日趋程式化和成见化的文学研究以极大启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层面有了不少新变与推进：　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中心,而是以关键词在批评实践中的衍生为考察重心,以期有益于文学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表现出注重紧密联系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趋向;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得以进一步彰显。这些都昭示了“关键词批评”发展的新路向,也显现了其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勃然生机和研究实绩。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避免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谨防关键词的霸权化和快餐化。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家园——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

金林南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一书,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依托“范式”理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立场;达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反思,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象、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历史演变与现实存在、学科范式与实践范式等进行深层剖析,并阐明公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空间.     

论流浪汉小说结构范式的生成动因

自<小癞子>开始,欧洲历代流浪汉小说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展开情节,以流浪汉的冒险经历为主线,将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生活插曲串缀起来,形成了一种缀段式结构范式,或称为插曲式结构范式.时传统文学技巧的推崇与吸纳,对"逼真"的艺术效果的追求,以及对艺术局限(即单线索地展示主人公的个人流浪生涯)的跨越,是流浪汉小说结构范式生成的动因.     

《判断力批判》研究四题

康德美学传人中国已有80年的历史(自1924～1925年虞山、吕澂在杂志上介绍康德美学算起).80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康德的美学著作已陆续介绍过来(尽管为时太晚),研究康德美学的专著和论文也时或见诸书肆期刊,这表明国人对康德的美学思想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和范式创新

从出场语境和范式创新的角度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从出场语境的角度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存在理论、实践、理论与实践双向良性互动三重语境。从范式创新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总的范式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的"变"与"不变"的统一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范式。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和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流亡美国期间,对美国当时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进行了无情鞭挞,从而开启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先河。以"媒介、文化和社会"为论域,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和文化两方面的批判性观点,对于处于重要社会转型阶段的当代中国,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时刻提醒人们,必须理性应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媒介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