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荒活民书》荒政思想研究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撰写的一部荒政专著,共三卷。第一卷"考古以证今",记述了历代的救荒事例,并阐述了作者对这些救荒制度或措施的理解与评价;第二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阐述了宋代的救荒之法,指出了存在的弊端及改进的建议;第三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记录了宋代名臣的救荒思想及救荒实践。作为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荒政专著,其内容与体例均对后世的荒政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代台湾文献中的水沙连茶考——兼谈同治年间台湾乌龙茶直销海外

水沙连茶是台湾特有的本土野生茶种,原产于以日月潭为中心的水沙连之地,其"色绿如松萝",味苦性寒,但有"解暑毒,消腹胀"的药用功效,属台地物产中的姣姣者。清代台湾文献显示,在大陆茶叶植根台湾之前,水沙连茶作为"番汉交易"的物产之一,在台湾汉人社会已属茶饮佳品。清乾隆年间,水沙连茶传入祖国大陆,并被收入中华本草药典,以见微知著的例证揭示了海峡两岸民间交往的密切关系。闽地茶叶传入台地对台湾茶业兴盛产生了巨大作用,以致同治年间台湾乌龙茶直销海外,成为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沙连茶也并非如常人以为的随之销声匿迹,而是极有可能随着水沙连"生番化熟"而历经培育和焙制,成就为台湾著名的冻顶乌龙茶。     

《汉书》《后汉书》中的死亡主题考验及其文化启示——以京房、郑玄的占断故实解析为视角

汉代筮卜文化盛行,象数易学家、方术家都加入进来,史籍记载丰富。西汉的京房、东汉的郑玄是两位典型代表。他们预知死亡,死亡期限被事先定格在那一瞬间;面对死亡的考验,他们的选择具有时代文化特征,对后代也具有启示意义。观照汉代文献,整体上呈现出汉代象数易学家、方术家善于筮卜自身的死亡之期,每每能占筮准确且能以身应验。死亡考验对他们来说,充满传奇色彩与神秘性。     

如何准确识别和认定扶贫对象户——以溆浦县思蒙乡管竹垅村和小横垅乡茶林村为例

正准确识别和认定扶贫对象户,是实现扶贫工作目标的重要前提。扶贫对象户的识别和认定结果是否准确、真实,事关党和政府的相关惠民政策措施能否真正落到实处,事关党和政府的有限扶贫资金能否真正发挥效用。溆浦县思蒙乡管竹垅村和小横垅乡茶林村在工作过程按照县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并结合村情民情实际,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办法,确保了扶贫户识别过程的公开和认定结果的公平、公正。一是组建村级民主评议小组。评议小组由村干     

明代招商中茶制下茶商特权地位的孕育与发展

明代招商中茶制是明朝利用茶商的力量将川陕茶叶运往西北茶马司易马,并以变卖茶叶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作为酬劳。这一茶政制度的实施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营、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明政府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官营向商营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     

陶渊明“心好异书”解

考索中古时期“异书”的内涵，可以确认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所谓“心好异书”乃是“心好纬书”的隐语。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故颜延之就绝不会明言陶渊明“心好纬书”。然而，陶渊明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陶公读纬，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以及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内地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

内地鸾书陆续面世,《救生船》、《起生丹》、《苦海金堤》、《拯世破迷宝诰》等载有扶鸾所得之赋篇,今谓之鸾赋。有《拟东方朔蟠桃会赋》、《东施效颦赋》、《赏春赋》、《张果老倒骑驴赋以题为韵》、《起生丹赋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为韵》等长篇及一般教训讽戒之作。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骚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鸾书并记录赋篇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之对话,如创作因缘、评语、训戒等,不乏活泼之人情事故,皆文学属性之显现。     

坑爹极品宇文赟

公元578年，北周皇帝宇文邕去世，被追谥为武帝，庙号高祖。20岁的太子宇文赞即位，是为北周宣帝。 刚一即位，他就显出了他的“淫雄本色”——把父亲后宫中的女人全部纳为己有。     

蒋中正庐山谈话会讲话发表经过

蒋中正于1937年7月17日在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对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政府处理方针的报告,被认为是对卢沟桥事变的严正表示,宣示政府的立场,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除了1937年7月19日分开发表的谈话会讲词外,这份报告存在基本精神与立场相近但内容互有出入的三个版本:"速记录"、"致词"和《告全国国民书》,三者相互参看,方能进一步了解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初起时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由"讲词"发表过程中,蒋氏对于内容的斟酌,以及发表时间、形式的考虑,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领导者,蒋氏在处理关乎国家未来发展之重大决定时的态度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