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辉煌灿烂。她是由中华民族56个民族共同组成、创造和发展,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的。显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     

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初始阶段

20世纪2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内蒙古地区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以及相应的考古发掘都证明,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在最初阶段就对草原文明有着重要的贡献,如打制石器、发明弓箭、驯服野马等,对于这些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或同一性,但一旦超出特定范围,二者之间就有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和区别。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从属于地域文化,而游牧文化则从属于经济文化;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的分布与草原地带的分布则不尽相同;从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其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中蒙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解析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推动与沿线参与国的互利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与蒙古国的“发展之路”战略对接从提出到实施经历了7年时间的实践,在“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两国的设想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中蒙发展战略对接理念及重大意义的认识,找出对接实践中存在的动力与阻力,以便加快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根基

尖毛草是非洲大草原上生长得最高的毛草之一,有“草地之王”的美称。但它的生长过程却十分怪异。在最初的半年里,它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三四厘米高,人们甚至看不出它在生长。在那段时间,草原上的任何一种野草,长得都要比它旺盛,没有人能看出尖毛草会是今后的草地之王。     

浅析新时代草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中原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草原文化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是区域文化中分布最广的文化,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形成新时代的以内蒙古为集聚地、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特色鲜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形式。草原文化参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积极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近年来草原文化得到的大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态势,本文从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入手,分析新时代草原文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实现途径,从新的视角审视草原文化。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蒙元时期丘氏师徒的草原丝路景观认知探析

蒙元时期丘氏师徒秉持着修持、弘法、济世的宗教理想和信念，经草原丝绸之路前往成吉思汗的行宫，“北蹈野狐岭”之后，所见皆非“中原之风”。这是他们在宗教实践活动中，通过切身体验把域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景观同中原进行比较，从而形成的具有宗教文学属性的景观认知。这些认知是他们宗教信仰、宗教体验、宗教情感的真实表达，也是其践行宗教理想和树立宗教典范的策略，由此形成的文本掀起了游记书写之风潮，为域外地理、名物、丝路等考证提供了依据，也为后世探究西域和中亚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方面留下宝贵文献资料，其展现出的域外地理认知能力和所达到的境界，见证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水平。     

1868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与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

本文以沙俄当局于1868年颁布的《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19世纪中后期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该条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出台，是这一时期沙俄当局整合新征服中亚边疆的改革措施之一。该条例强化了沙俄在哈萨克草原的军政和司法机构，以税收、土地利用、社会身份和文教等政策引导牧民逐渐转入定居生活。沙俄当局以在草原地区建立“文明秩序”为名，掩盖其侵略和控制的真实目的，在行政和法律体制上推动哈萨克草原融入沙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