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出版

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肖汉明撰写的《船山易学研究》(以下简称“萧著”),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研究船山易学思想的第一本专著,是继《壬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之后由国内中青年学者撰写的船山学术研究专著。该书分外篇(4章)、内篇(5章),余论和《周易内传发例》注疏四部分。前言在概述易学发展的历史后指出:王夫之这位十七世纪的辩证法大师,站在时代的高度。     

再谈纠肖复萧

由于种种原因,"萧"几乎被"肖"冒名取代了.其实,"萧"和"肖"是两个形、音、义完全不同的汉字.文章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如下观点:"肖"不能代替"萧"的姓氏符号作用,"肖"作姓是一个错别字.     

"融和东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江西籍学人萧公权学术思想管窥

萧公权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成就卓著的政治学家,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以前,萧公权开拓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1949年以后在美国从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乡村》是汉学界该领域中的奠基之作,关于康有为的研究更是集大成之作。萧公权的学术态度是“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坚持独立思考和客观研究,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超越中西新旧之间的阻隔,可谓“融铸东西传统、贯通古今学识”的一代学人,代表了胡适之后现代中国学术的一个走向。     

四萧文学群体与梁代诗风之变

由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组成的四萧文学群体,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期、萧统为首的成长期,以及以萧纲、萧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纵观这一嬗变过程,前后将近五十年,几乎贯穿有梁一代的始终.由于"四萧"各自文学倾向的不同,使得这一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主张,也随着领军人物的转换而相应发生"崇尚古典--主张通变--追求新变"的改变.同时,"四萧"又凭借他们的强势政治地位及优秀文学才能,各自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展开各种文学活动,从而得以引领整个梁代诗风经历了"古雅清丽--雍容典丽--华艳绮丽"的转变过程.因此,四萧文学群体是梁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     

萧朝贵形象考

正传统上,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的形象被定格为"勇敢"、"谦和"。对于"勇敢",学界对他为太平天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多有记载。钟文典先生以"名不虚传的前军主将"为标题,在《太平天国人物》中大力赞扬萧朝贵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贡献。①罗尔纲、饶任坤、邢凤麟、苏中立等先生为萧朝贵立传时也多关注他的军事活动。②对于"谦和",学界则形成了一种论调:假如萧朝贵不死,天京     

征稿启事

1915年创办的《船山学刊》至今已走过百余年历程,是中国期刊史上为数极少而又历久弥新的学术期刊。《船山学刊》始终以研究船山思想、传承创新国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刊发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影响久远的学术文章。经中外学者百年精心耕耘,已成为弘扬船山思想的学术重镇,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学津梁。近现代许多著名学者如刘人熙、张岱年、萧萐父、成中英、张立文、杜维明、陈来、郭齐勇、杨国荣等对刊物关爱有加,并撰文投稿和组稿,海外汉学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国汉学界,十分关注刊物并惠寄佳作。     

《金楼子》的版本系统

目前,学术界对<金楼子>的研究尚属薄弱,学者论及时多言其<立言>所反映的重情性、重形式的文学观念,而此文献的版本系统至今少人问津.本文从此书的版本流传、版本的传承关系和最佳版本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它的版本问题.     

《儒林外史》中萧云仙人物原型新考

《儒林外史》塑造的萧云仙人物特征较为复杂,表现在侠客、武将、循吏三个方面,而循吏是其重要典型特征,从这一特征出发可以考证出卢道悦为其主要生活原型。吴敬梓熟知卢道悦生平事迹,将其作为书中人物原型符合其创作习惯和思想主旨,对这一原型进行改造并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亦充分展现其创作艺术。     

问学与致用之间--萧公权教育思想刍议

萧公权是民国时期少数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教育既是其终身从事的理想事业，也是他抒发志愿的精神寄托。萧公权有关“学术独立”与“学以致用”等理念的思考与批判，对人们理解中国教育的许多根本问题极具启发价值。受制于内外因素的制约，萧公权本身仍然没有超越学术救国的窠臼，这一现象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