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与公众史学

作为公众史学的一部分,公众记忆产生的条件与公众史学一致,即能认知和思辨的公众和能自由对话交流的空间.公众空间在这里是一种社会建构,具有时间和社会维度,它决定了产生于其中的公众记忆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和集体性.本文主要探讨公众记忆的定义与特征,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近十年来陆续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进而剖析档案与公众史学的关系.     

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职业条件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之中。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普遍实行以来,许多史学家都是以史学专业教育或研究为职业而成名成家的,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1920年7月开始了近七年的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的生涯。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为李大钊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契机与舞台。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的职责要求以及其本人的尽心尽责的履职是密不可分的。李大钊在史学教授的岗位上,积极参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教学研究和课程改革,认真教诲学生,大力提携青年。在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师者李大钊也受到诸多启发,成为丰富其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     

方志史学的价值

本文从三个角度论述方志史学的价值,即方志史学是史学微观化的研究、方志史学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方志史学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论《回族人物志》的史学价值

《回族人物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回族历史人物合传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回族史研究来看 ,它在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新型回族史的编撰体例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设想 ;从历史人物研究来看 ,它在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与正确处理民族情感方面 ,具有突出的理论建树 ;从史学史研究与民族史学研究角度看 ,它在史料搜集、整理、运用和体例制定、文字表述等方面 ,均有相关理论论述与具体成就 ,具备了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百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史学工具书学的提出与建立

史学工具书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为了解决历史知识的广博性和人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对历史知识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才产生的.本文对史学工具书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学科结构体系及其作用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时代呼唤着口述史学

历史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迁的,时代对历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为大众所接受,走向社会化.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已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史学应运而生.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命题”思考

历史有什么用？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浅薄无知、荒唐可笑的问题。然而,它恐怕真的是一个千古谜题,永远也难以有完全透辟的解答。那些自以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驾轻就熟甚至一语破的的人,也许正是深陷于执迷的泥淖而又不自知的人。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对这个问题决不敢丝毫看轻,而是带着特有的困惑认真地寻解。 　　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人马克·布洛赫,曾为回答这一问题专门写过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又名《为历史学辩护》）。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交待了这样一个写作由头：他十分宠爱的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