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李考辨五题——兼对《建阳县志》、《全宋诗》等典籍的订补与批评

刘应李是宋末元初福建建阳知名学者,理学传人,生平事迹所知甚少。其生卒年应在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稍前后到元泰定元年(1324)之前;曾祖父应为刘炳、祖父为刘填;其同道文友可以考知者有熊禾、胡一桂、詹君履、李重峰四人;三种《建阳县志》所记刘应李曾师从真德秀学习均是错误的;《全宋诗》所收刘应李诗2首均误。     

“父父子子”——论儒家的纯粹父子关系

儒家所说的"父父子子"的父子关系不是指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仅仅是指父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家庭语境中的父子关系是一种纯粹父子关系,它体现的是人类本有的一种"家庭良心".儒家以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代表的"父子互隐"思想,其合理性就是在这种纯粹父子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莲父先生的思想贡献

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近90年来,以梁启超为开端,经过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阐发,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诸多的研究成果。萧莛父先生在李达指导下直接承继吕振羽、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在近半个世纪中,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早期启蒙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早期启蒙说在21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将仍然富有生命力。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刘孝绰与宫体文学

刘孝绰与宫体文学的倡导者萧纲、萧绎兄弟均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他的宫体创作虽不乏轻艳肤浅之病 ,但却能够融合永明清新明丽的特色。刘孝绰艺术创作与宫体文学主张一致 ,但由于萧纲东宫文学集团的内在排斥性及其本人的恃才傲物而一直未能真正融入宫体文学集团。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萧萐父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

萧萐父先生是当代对船山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他在1962年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表<船山哲学初探>,即获得广泛的赞誉.在此后的四十年间,船山思想始终是萧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他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他关于船山研究的散篇著作,已汇集为<船山哲学引论>,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在纪念船山逝世310周年时,他和许苏民合作撰著的<王夫之评传>(以下简称<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此书是萧先生四十年船山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论萧子良之政治悲剧

萧子良趁武帝病重将亡 ,太孙萧昭业又新立之机 ,欲矫诏为帝。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齐武帝在其遗诏里就后事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 ,萧鸾不利于操纵朝纲并最终夺取皇权 ,便精心杜撰出来了一道伪诏。在萧子良矫诏为帝的过程中 ,萧衍见风使舵 ,兼以雪父仇的心理而临阵倒戈。萧子良及其文士与萧鸾之政治斗争表现为文才与干才之争 ,其失败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父债子还“的法律问题分析

"父债子还"在中国有着根深蒂田的文化传统根源和法律传统根源,自然有其存在的根据.但是,一方面,它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相符合;另一方面,人们对它还存在种种错误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在弄明白"父债"真正含义的基础上,对<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作正确理解与使用,正确处理父债子还问题.     

“父法”的超越和“经典”的背叛——以1999年“政治形态小说”为读解对象

新时期“政治形态小说”背叛经典现实主义的模式 ,以“从容”的精神跨度观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现实 ,是在“中心化”价值体系逐渐消解这一大背景下较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普遍潜隐着对政治现代化演进中“被腐蚀”的心理焦虑 ,亦是作家这一特殊知识群落超越“父法”有限默许范畴的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它抛却理想化的承诺与转变 ,叙述的情感基本呈平隐凝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