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后族忽没里族帐所属考

辽朝后族的族帐归属一直是学界争论不定的问题,对忽没里的族属划分更是争论的焦点且说法甚多.对忽没里之名和学界关于忽没里族属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述,提出忽没里非忽里没,其族帐应为拔里大翁帐的看法.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论志贺直哉文学创作中的“审父”意识

日本近代作家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中涉及父子关系题材的作品众多.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志贺用文本中的“渎父”、“弑父”情节表达了对专制父权的不满,同时又怀着对家族亲情的眷恋和对新型父亲形象的向往进行了“寻父”的探索.其“审父”意识的表露同时兼具东西方文学的特点.     

论中国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流变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 ,“家族叙事”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中国 2 0世纪小说也不例外。在现代文学时期 ,小说的家族叙事倾向于描述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过程 ;在所谓“1 7年”时期 ,小说中的乌托邦冲动仍然潜含着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新时期”小说的家族主题从文化反思的角度 ,全方位地审视家族和家族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和意义 ,而到 90年代 ,小说则更多地借助于家族隐喻和新的叙述观念来表达自我的存在焦灼和自我对历史的感受     

《诗》“至于歧下”的再思考

周人先世自太王迁岐才有“周”之说不足征信,从史料上看,周人的古公童父和太王蛊父是时代相距很远,处于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代表人物。古公宣父是周人记忆中初民时代的氏族领袖,是初民时代对偶婚“望门居”向对偶家庭转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太公室父是周人迁岐时的领袖,是文王的近祖。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九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九简评论了<诗经·小雅>中<天保>、<祈父>、<黄鸟>等三篇作品.孔子对<天保>宣扬的敬天谀君思想提出否定意见,正面提出君权德授、王福德赐思想,是孔子仁学德政思想在解读作品时的具体体现,论诗角度具有多样化特点;孔子明确肯定<祈父>的责问理由及诗歌本身,评论有理有据,用"责"字概括<祈父>的内容特点,见解深刻独到;评论<黄鸟>时用"困而欲反其故"准确概括诗旨,并且揭示出"多蒙耻受辱者往往会抨击社会"的普遍现象.<孔子诗论>的面世,可使汉儒、清儒与宋儒的争讼得以了断,为辨正汉儒以来对三篇作品的误读提供了最早依据.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从直躬事件的不同评议看先秦不同价值观的差别

有关直躬证父攘羊事件,孔子、庄子、韩非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其中,孔子从家之伦出发,主张“亲亲互隐”,这种“隐”虽然包含着“谏”的成分在其中,却并非以“义”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从对父母的“孝”出发;庄子虽然同样反对证父行为,但是从“重身”出发,对直躬的下场隐隐有着同情的态度;韩非则是从“法”出发,反对儒家伦理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对直躬之死,特别是直躬之死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事实上,这三种不同的态度与评价,正体现着儒道法三家在面对伦理、法理、生命三者发生冲突时的不同取舍。     

称谓、生命、巫术——称"父"为"叔"习俗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称"父"为"叔"是黄河三角洲地区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亲属称谓制度.结合文化主位与客位的角度,置这种亲属称谓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这种独特的亲属称谓本质上是一种民间巫术;民众创造这种亲属称谓的动机是对生命和家庭安全的渴望,对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动荡的社会环境的应对以及对鬼神的敬畏,是融合了民间信仰观念和地方亲属称谓传统演化而成的一种色彩浓郁的地方性亲属称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