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及商学院江春教授的又一部新作《产权、货币自由兑换与经济发展》由武汉大学于2003年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本书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专著，也是江春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基础研究”(项目批准号：70273030)的一项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来看，本书在货币自由兑换及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浙江省人口安全状况进入警戒期

所谓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安全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人口安全不是指某个生命个体而言,是一个集合概念.本文将对浙江省的人口安全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阿拉伯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因与挑战

阿拉伯国家政制变革的根本原因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国民和妇女的变革要求等。为适应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阿拉伯国家的开明领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致力于政制变革，如适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等。但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等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展缓慢，在新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国家的政制变革进程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待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北京冬奥会展现中国新形象

2022年2月4日开幕的第24届北京冬奥会,是在奥林匹克格言拓展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奥运盛会,承担着更广泛且深刻地向世界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网络空间中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个案

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已步入超模态时代。超模态是多模态与超文本性的融合,是新媒体的特征之一。根据Lemke的观点,多模态符号同时表达三种意义,即表象意义、取向意义和组织意义。连续网页或超文本语义单位之间构建的关系大抵有三类,即表象的、取向的和组织的关系。多模态与超文本二者供用特征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意义的机会和摆脱独语、容纳多声的平台。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日报》英文官方网站为例,分析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超模态语境下如何自塑国家(虚拟)形象并提出加强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有效策略,即：形象目标,定位明确;内容选择,异源合流;方式手段,技术赋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