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强制性的根源

具有强制性意蕴的"应当—义务"既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能够脱离善恶的内容孤立存在,也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单向度地取决于"善"或"更好",而是植根于人类行为在诸善冲突中生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由于某个行为趋于的基本善总是与它遭遇的次要恶捆绑在一起,所以人们才有必要约束自己,哪怕以不得不忍受次要恶为代价,也"应当"履行达成基本善的"义务",以免自己的存在由于缺失基本善、遭遇基本恶而受到实质性的否定。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司法审查机制完善

当前,司法机关对环评公众参与案件的审查存在诸多问题。多数法院将建设项目征收或拆迁地块范围内的公民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否定该类主体在环评程序中的参与资格;很多法院将"告知"与"公示"等同,不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一些法院将环评听证程序是否进行交给行政机关裁量,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有限。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立法完善和司法调整两个维度进行努力,切实提高司法审查对环评公众参与的保障作用。     

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题中之义

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我国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的创新制度,但是限于现有规定的模糊性,仍然存在诸多制度误读。本文综合梳理了我国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分析了目前各国网络安全审查的相关实践,试图更为科学地还原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应有之意,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基于自身理解的研判。     

锯掉安逸

1902年6月16日,23岁的爱因斯坦应聘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成了一名技术审查员。当时,专利局雇员使用的是一种长腿座椅。这种座椅让不少雇员养成一个习惯：把座椅往后一仰,双腿跷到桌上,悠闲地审查图纸。爱因斯坦不喜欢这样,而愿意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     

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

社会调查制度被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运行机制的实践考察发现:社会调查的主体方面,虽然制度规定的职权主体和执行主体都非常多元化,但实际操作与制度规定呈现较大反差;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方面,受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资源配置的有限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程序方面,有关社会调查报告的披露和质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上述机制的存在,使社会调查报告尽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鉴于此,可以优先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权利和社会调查报告审查程序两方面着手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论夫妻之间的性权利——以家庭和谐为视角

性权利是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表达性意愿,实施无害于他人的性行为,并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性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的特点,属于人权的范畴。同居权则属于相对权、请求权,不能对抗性权利,但忠实义务对性权利的行使提出了必要的限制,至于婚内强迫性行为,不能以性权利为由,一概界定为强奸罪,应分情况而论。     

监督过失责任限制论要——基于新过失论的耦合式架构

作为过失犯的特殊形态,监督过失在其责任认定上呈现出一定的泛化倾向,特别是在处理严重的责任事故时,被追责主体链的过于延伸,不仅有违刑法的谦抑品性,更令其罪责追究的正当性存有非议。为限制监督过失责任,有必要以新过失论作为其过失犯理论基底,在通过"被允许的危险"和"风险分配"理论对监督过失客观注意义务展开构造性限定的同时,权衡并依据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信赖关系限缩监督过失责任中的负有监督义务者对危害结果的主观注意义务。     

政府主导正在成为负能量

新一轮改革需要在众多领域推进,但是,各个领域改革都应该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重新校正、调节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与社会的关系未来十年,中国这艘载着13亿多人口的巨轮将驶入下一个航段,尽管方向基本明确,但面对这片未知水域,我们需要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厘清航线尽绵薄之力。     

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

我国社会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危机,突出地表现在救助他人的问题上。借鉴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我国确立好撒马利亚人法的基本原则,不对公民科加一般救助义务,仅确认特殊救助义务,坚持对见义勇为者和善意施救者的损害予以救济,通过善意施救者的抽象过失和具体过失豁免权以保护善意施救者,鼓励公民积极救助他人;辅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承担侵权责任,促使救助行为达成其救助目的,在切实保护救助者的同时能有效地规范救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