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姓氏

蒙古族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在古代,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氏族。人们在相互称呼和询问某人时,在其名前冠以该人的氏族名称或族号。所以,虽然古代蒙古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家姓”,但他们有氏族、部落名称加上那个特殊的复数升格后缀而成的“敖布格”,也就是族姓。如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述塔塔儿部落时说：“凡是出自此部落的人,如果是男子,便唤作图图忽里歹;若是女子,便唤作图图忽里真。”《蒙古秘史》中也反映了这个习惯,如孛端察儿问女俘：“你是哪个氏族的人”（或译作你姓什么）对方则答是某某氏族人某某。这里氏族名称显然是在起着姓的作用。即使在现代生活中,为防止同名者混淆,蒙古族还保留着名前附带父名的习俗,并按照现代用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写父名的第一个字母。     

保安语——断裂中的民族精神桥梁

保安语是保安族人民的重要交际工具,但大部分保安族在对外交往中普遍使用汉语临夏方言。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同一语族的东乡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达斡尔语同源,是蒙古语族中具有个性的语言。在积石山县的大墩、甘河滩、高李等村之间,个别词语音上略有不同,但差异很小,且多半为彼此所了解。     

论贵州地区在南宋、蒙(元)战争中的作用

在南宋抗击蒙古的早期战争中,贵州成为西蜀战场的辅助战场,它作为南宋京湖战场防御体系的延伸,在阻止蒙古军队从四川的泸州、宜宾一带经播州(遵义)到思州(贵州铜仁)进入湖南,或从云南经贵州的黄平到玉屏等地进入湖南攻击南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传统农耕以及汉式农耕的融入

在搜集大量的汉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农耕史料的基础上,赴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详实的实地调查,就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传统农耕进行了实证考察。认为蒙古民族的糜子耕种这一传统农耕不同于汉式农耕,有其品种的地理和文化特点。糜子耕种看似简单落后,但它是游牧生产和地理环境的结合物,具有适应干旱少雨环境且保护土壤作用之特点,是有利于干旱生态环境的北方农耕技术。然而,近代以来屡次不断开垦草原、移民人口增多等诸多原因,导致传统农耕的衰退,汉式农耕取而代之。这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在农耕化之后快速沙化的要因之一。考察之后,提出应该研究推广糜子耕种技术的合理性、科学性。     

《秦边纪略》所记的明代西海蒙古首领卜儿孩事迹

《秦边纪略》是清初的一部重要舆地著作。卜儿孩是早期西海蒙古的著名首领,他本是亦思马因的儿子,达延汗的同母异父弟弟,因在蒙古本部受到排挤,被迫率部迁徙到西海驻牧,最终被西征的蒙古本部所征服。《秦边纪略》一书对卜儿孩子孙的记载是错误的,作者梁份混淆了卜儿孩与固始汗二人。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性述略

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不仅有丰富的横向交流关系,而且有脉络清晰的纵向传承关系.今天我们从匈奴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共性中,可以看到这个结论的普遍性.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化的重要保证.     

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关系研究综述

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从 13世纪佛教在蒙古地区流布以来 ,佛教文化乃至印度、藏族神话从多方面影响了蒙古神话。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关注这一课题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是佛教神话和印、藏神话对蒙古神话的影响 ,二是佛教文化对蒙古神话的影响的时间和程度问题     

那片草原，那些歌

很多人都喜欢蒙古族音乐,优美、悠长、深情,叩人心扉,集中体现了蒙古族文化、精神和情感的精髓,每个音符都传递着草原的情感和大自然的气息,令人陶醉和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