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理论的新历史主义阐释——兼论格林布拉特的传记理论与实践

传记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但传记理论中也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的论述,即历史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历史化为我们处理传记中的真实与虚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研究莎士比亚的实践具体地阐述了如何处理传记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给我们当前的传记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论纪录片叙事的真实问题

纪录片真实有着极其复杂的深刻的内涵。从叙述性、文本性上看,纪录片的真实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强调客观性,实际上就是强调它所表现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事物。从媒介特性上看,纪录片真实是见证的真实。从读者角度看,纪录片的真实是技巧的、文化的、心理的。从话语层面上看。纪录片是不可能到达“真实界”,它只能培植一种“真实性的效果”。认识纪录片真实内涵,对纪录片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论自传中自我叙事的主体身份

自传叙事中包含着虚构成份,自传叙事的主体身份常与自传文本内容不相符合。结合保罗·约翰·埃金的《我们的生活如何变成了故事》中的相关论述,从三个方面对自传中自我叙事的主体身份进行了考察：1．自传就是他传,自传与他传在内容上相互交叉;2．主体是虚构的,在自传的生产场中七零八散地倒着主体、自我和作者三种概念;3．自我呈动态多面性,自我对经验和经历的认知是动态的、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都影响自我对事物的认识,导致自我记忆的不准确性。     

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

汉赋常常虚构人物,假设问对,并在此背景下虚构情节,亦多言及鬼神怪异,从而使其具有了小说意味。俗赋一体,有一定情节,通俗浅显,幽默风趣,小说意味甚浓。汉赋小说意味的成因主要是汉代儒学的神学化、方术的流行及赋家对小说的关注。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格拉斯《剥洋葱》的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

自传长期以来地位难定,它属历史还是文学?是写实还是可以虚构?对这些问题理论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后现代派理论家来说,自传不是一个分割的体裁,自传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德国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自传作品《剥洋葱》是后现代派语境中一个典型例子。这部自传是文学还是历史?是虚构还是事实?文本具有哪些后现代自传的特征?论文通过剖析文本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虚构的另一种意义——重新解读冯内古特的《猫的摇篮》

本文以小说《猫的摇篮》为契入点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结合后现代小说理论 ,深入探讨了美国当代作家冯内古特对于虚构的独特理解。文章首先指出 ,作家通过考察虚构相当于真实的意义 ,有效解构了谎言和真实两元对立 ;在此基础上 ,揭示作家所倡导的理想的虚构模式 ,即一种具有自省意识虚构 ,它融合人类与生俱来的游戏精神 ,在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游戏里 ,确立生活的含义 ,界定个人创造者的身份     

非虚构框架下的趣味性书写——评王蒙新作《女神》

王蒙的非虚构小说《女神》以小说的叙述方式纪实,故《女神》既没有小说的虚构感,也没有报告文学的报章气,而是充满了趣味性.合理性的想象拓展了读者于纪实之外的阅读空间,双重空间造就了亦真亦幻的文本世界;处处设置的悬念牵引着读者的好奇心,突破了纪实作品平铺直叙的写作风格;而多重视角与自由联想相结合形成的随意赋形的世界使文本更轻盈、灵动.《女神》因多样写作技巧的综合运用而妙趣横生.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