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徐偃王在舟山史迹考

徐姓以国为姓。徐姓氏族原是岛夷族，崇拜鸟图腾。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因施仁政、不修武备而失国，逃战到舟山群岛。舟山至今仍有不少有关徐偃王的文物、史迹与传说。     

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四

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形成之时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 ,即《竹书纪年》之“西申”。南申都邑为楚所攻灭后东迁至信阳 ,后人谓之曰东申。骊山之戎即骊戎而非申骊与晋申 ,周宣王所伐之“申戎”为姜戎之别种而非西申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王闿运与“梅”

“梅”在王闿运的词集中出现颇多，词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梅”不同角色：有积极向上给予人希望的“梅”，有让宦游旅人倦游思归的“梅”，还有独立窗前伴人隐居的“梅”。“梅”意象丰富了王闿运词作的内涵，也成为他人格与心路历程的写照。     

荀子的鉴史思想

吸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是荀子鉴史思想的立足点.其内容主要有"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及在此基础之上坚持"礼治"为本等.     

理性为什么被邪恶击败?——读戈尔丁的《蝇王》

《蝇王》自1954年发表以来,大多数有关评论集中讨论了该书的性恶论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含义。本文在进一步探讨《蝇王》的性恶论主题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它的理性和赎救主题,指出被一般评论所忽视的人物形象西蒙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救世主形象,而且这一形象蕴含着现代人理性的泯灭和理想人格的隐退乃至消逝;《蝇王》的根本寓义并不在于人性邪恶的本身,而在于同邪恶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圣地、盟约与杀戮——五台山皇权与佛教关系的民族学考察

本文利用田野资料,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五台山特有的仪式神话作出人类学分析,厘清了皇权的特有结构以及其沿自身逻辑所展开的与佛教关系的复杂面向,通过与坦巴雅的"转轮王模式"进行理论对话,对过去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转轮王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本文旨在证明,佛教始终是基于皇权所规定的祭主/祭司关系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五台山及文殊信仰是传统国家宗教面向的整体表达,而其中封建原则的运行是理解边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国家整体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互训视域下柏拉图、孔子思想的再认识——从“天人思想”到“育人思想”

柏拉图和孔子是东西方轴心期的代表性大家,他们的思想可谓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凝聚之点。对两位大家思想的多维度研究,将推进对柏、孔思想及其所承载的中西文化元素的再认识。在互训视域下,本文将柏、孔思想并置于一个比照体系之中。首先,从最根本的人、天关系角度出发,梳理柏、孔的"天人思想"("理念、善、正义"与"仁、礼"),并对柏、孔"天人思想"的三个核心取向——"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世界"、天上之"善"与人心之"仁"、"两个正义"与人伦之"礼"——进行对比;其次,从"天人思想"推演出柏、孔的"育人思想"("哲学王的培养"与"圣贤君子的培养"),通过对柏、孔"育人思想"的两个核心层面——"追寻哲学"与"修身治国"、"善之知识"与"行中之知"——进行互观,使柏、孔思想在一个共时的比照体系中得到崭新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