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中国近代科技创新能力滞后的制度分析——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启示

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一定制度集合的产物和集中体现.中国近代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滞后,是中国独特封建制的产物和体现.文章尝试在吸收王亚南经济思想基础上,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封建制在科技创新的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人力资本激励方式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制度层面的差异,探寻中国近代科技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的制度根源.     

论《狮子王》、《王的男人》、《夜宴》对《哈姆莱特》的改写——以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改写为中心

当代三部影视作品《狮子王》、《王的男人》和《夜宴》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对《哈姆莱特》进行的改写，它们由弗洛伊德对哈姆莱特“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式阐释生发而成，旁证了弗洛伊德观点的影响力，并为我们重新考量弗洛伊德的哈姆莱特阐释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机会。     

原始佛教对身心保健与疾患防护的看法——以《阿含经》与《佛说佛医经》为主

身心健康是修道过程中自利利他的要件,因此维护身心健康的医药保健之学,自然会受到佛教的重视.在本文中.依<阿含经>"苦、集、灭、道"的四谛总纲,将病苦归诸四谛中的苦谛(八苦之一),依此一生命哲学的架构,来论述佛教对疾病预防、医药保健的看法,亦即善知疾病之苦(现状)、苦集(原因)、苦灭(目标)与苦灭道(方法).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合,也是身与心的统合.疾病即是"四大不调",须要对症下药,调和四大以治身.而"四大不调"虽是生理现象,但是生理现象的形成,依然是因缘生法,有着身心交感、环境影响、业力牵引等等复杂因缘.环境牵涉到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大都无法操之在己.但身心交感、业力牵引,就与个人的作为有密切关系.情绪因烦恼而起伏,身体因嗜欲而伤损.病从身出,身依业起,业由惑生,惑唯心造,因此,心为病本.治本就要治心.依三增上学、八正道以治心,这正是佛教医学的精华所在.     

世界上有一个我就有一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我从小是在部队家属院长大，也许是环境影响吧，我身上的“大兵”味特别浓：正直坦荡却是脾气急躁，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九五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了工厂。这是一家机械加工厂．刚好我在部队学的就是这专业，所以干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厂里效益也不错，工资奖金一律照发。应该说，我对当时的状况还是相当满意的。     

兼听不明，怎么办

提起齐威王，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如，“邹忌讽谏”“齐魏比宝”“田忌赛马”“门庭若市”等典故，都与齐威王有关。他在位三十多年，视人才为国之宝，以得人为政之要，先后办了三件大事：大刀阔斧治吏，察人求真务实；重用优秀将才，破魏称雄中原；创办稷下学宫，建立国家智库。这三件事，每件事都足以改变社会面貌、影响天下格局。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史的知识社会学初步考察:一种民族学视角的社会理论反思

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重新将清朝官修史学的民族多样性缩减成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史统,后来的中外学者或者从儒学与皇权之关系、或者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史.这样一种眼光将元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转变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并进一步在中西关系的知识格局中来审视今日中国,而没有看到,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与知识性格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意识形态史之转型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的儒教中国论、佛王治世说和元代的知识格局变迁,认为从凉州会盟以后,藏传佛教体系进入中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史从儒学中心的结构时代进入了多元意识形态关系史的时代,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或将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有所裨益.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