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方案”的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种外交战略、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给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含义,它体现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为世界的进步发展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中国方案",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话语权的构建及路径

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分别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被首次写入联大安全领域,世界逐渐听到中国发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未来必须通过坚定中国道路,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中国话语权的辐射力;增强中国实力,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增强中国话语权的亲和力;传播中国声音,展现国家形象,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宣传力,更好地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     

论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挖掘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对于提升改革开放的自觉、自信与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实践推进与制度文明提供了经验借鉴。首先,改革开放是对人类解放的当代诠释,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与实践旨归;其次,改革开放开创了“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迈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就了可行进路;再次,改革开放彰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逻辑,为全球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最后,改革开放是对人类文明的新拓展,有效地释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属性,引领着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趋向。     

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创新性发展

人化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新陈代谢关系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消灭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准则.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来自昆明市L社区的治理经验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多方力量参与城市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城市社区中具有重要作用.个案甄选与梳理昆明市L社区治理,能够准确瞄准当下社区治理的突破口和把握城市社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发展的契合规律.同时,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城市社区建设推进中遇到的现实隔阻,能够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力量利用不尽充分.基于此,从社区主导、实践推动、嵌入发展、机制构建等四个方面深入论证其治理成效,以揭示如何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策略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的四重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旗帜和标杆,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生成逻辑:其一,它源于对以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此起彼伏的侵略扩张与霸权战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践行和超越;其二,它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和合"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的弘扬和发展;其三,它源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其四,它源于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城邦政治思想、"永久和平论"、"世界精神"、"世界主义"等国际主义理念的吸收和借鉴。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形成于一战前后,他最初赞同推翻君主制,建立欧洲联邦,后来认识到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因此主张社会主义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再建立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世界联邦。研究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必须肯定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无法实现欧洲联邦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及世界和平进程证明列宁的理论有其局限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变革新趋势的历史关头,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突破了西方强权政治的零和博弈思维,但是该构想的实现也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在媒介文化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围绕大众媒介、现代主义和“感觉结构”共同体展开的谨慎思考形成了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现代批判形态。威廉斯认为,真正的传播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传播,作为对大众公式的功能阐释,现代大众传播不是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而是对共同体的一种瓦解。因此,大众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解决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而应该从观念机制层面上进行,通过打造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及其机制来扭转大众传播。对雷蒙德·威廉斯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此对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必须诉诸“感觉结构”,而艺术则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据。尽管现代主义两面性的产生表明艺术面对着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但“感觉结构”的存在也同时表明艺术仍有力量弥合社会区分,能够成为营造共同体的助力。通过参与文化共同体的营造,艺术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批判力量。这是继阿多诺提出系统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理论之后,西方媒介美学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产生的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理论形态。